精英的聚會(5)_凱恩斯

五

　　現在，我談起過的他宗教的或長老會的性格，開始變得危險起來。既然已經決定了某些不可避免的讓步，那他就可以借助堅定性、技巧和美國金融力量的運用，尋求保護他能夠保持的實質性東西，即使以某些字面之義的犧牲作為代價。然而，總統自己沒有能力達到此處所暗示的如此清楚的理解。他過於有責任心了。儘管現在妥協已是必要的，他仍然保持一副講原則的人的樣子。「十四點」的合同牢不可破地束縛了他。他不做任何有失高貴之事；他不做任何有欠公正有欠正確之事；他不做任何有悖於他偉大的、忠誠的聲明的事情。這樣，「十四點」在口頭闡釋上，沒有任何減損，它們也就變成了虛飾，變成了對任何智力器官而言都是自欺欺人的文件。我敢說，在這一方面，總統的先祖們已這樣做過了，他們認為，有必要採取的步驟應同摩西五經的每一個音節相一致。

　　總統對他的同僚們的態度，現在變為：我願意竭盡全力幫助你們，希望能夠同意你們的設想，可是，我不能做任何有失公正、正確之事；首要的是，你們必須向我表明，你們想幹的事情未超出約束著我的聲明中的話。然後，那詭辯的、虛偽的注釋之網就開始編織了；終於，混合著不誠之絲，織成了整部條約的語言和框架。下面的話很適於描寫全巴黎的女巫們：

　　公道即卑鄙，卑鄙即公道，
　　於濁霧中徘徊，在穢氣中飄搖。

　　最狡猾的詭辯家們和最虛偽的起草者們，就是這樣開始了工作；他們製造出不少巧妙的伎倆，對於比總統聰明的人，這些伎倆足以將他欺騙一個鐘頭以上。

　　這樣，條約不說德屬奧地利被禁止與德國統一，除非通過法國的離去（這將與自決原則相抵觸）；而是通過起草人微妙的措辭，宣稱「德國承認並嚴格尊重奧地利的獨立，其邊界可通過該國與主要的聯合與聯盟國家訂立條約而確定；她同意這種獨立是不可剝奪的，除非有國際聯盟會議的認可。」聽起來，這似乎迥然不同，然而非也。總統難道忘記了：條約另一部分指出，為此目的，聯盟會議必須全體一致？

　　條約沒有把丹斯克給予波蘭，而將丹斯克規定為一個「自由」城市，卻又把這個「自由」城市包括在波蘭海關關境以內，授權波蘭控制河流和鐵路系統；並宣稱，「波蘭政府應承擔該自由城市丹斯克的對外關係事宜，以及該城市公民在國外的外交保護。」

　　條約將德國河流系統置於外國控制之下，宣稱使那些「天然地不止為一國提供入海口，提供或不提供船舶換乘的河流系統」國際化。

　　像這種例子不勝枚舉。因總統之故，法國政策的誠實、清楚的企圖——限制德國人口和削弱德國經濟體系，借助令人敬畏的自由和國際平等的言辭獲得了表達。

　　然而，在總統之道義地位同其頭腦昏聵的分裂中，最具有決定性的一刻是：由於他的顧問們的怯懦，他最終使自已被說服，各協約國政府在撫恤金和各項津貼上的開支，應被公平地視為「德國陸海空侵略給聯合與聯盟國家的平民們帶來的損害」，而從某種意義上說，其他戰爭花費不能這樣看待。這是一場漫長的宗教鬥爭，在拒絕了許多不同爭辯之後，在作為詭辯家藝術傑作前，總統終於有條件地投降了。

　　工作終於完成了，總統的良心，未受絲毫觸動。無論如何，我認為，他的性格，使他留給巴黎一位真正厚道人的印象；大概他至死也會真誠地確信；實際上，條約沒有包含任何與其以往言論相抵觸的東西。

　　可這工作做得過於徹底了，這個戲劇最後的悲劇性插曲即歸功於此。布洛克道夫·蘭茨的答覆堅持這樣的觀點：德國已經在特定保證的基礎上放下了她的武器，但條約在很多方面與這些保證相抵觸。可這恰恰是總統無法承認的；在孤獨思索的苦役中，在向上帝的虔誠禱告中，他沒有做任何有失公正、有失正確之事；對總統來說，承認德國的答覆具有說服力，就等於損害他的自尊，破壞他心靈的內在平衡；他倔強天性的每一種本能，都起來進行自我保護。對這一話題的討論，是不可忍受的，每一種下意識的本能，都密謀著去阻止對這一話題的進一步探究。

　　如此一來，克裡孟梭便將數月前似乎離奇和不可能的建議——即不聽德國人的——推向了成功。只要總統不曾這樣盡職盡責，只要他不曾對自己隱瞞他一直在做的事情，那麼即使在最後一例，他還處於能夠恢復已喪失的立場、獲得一些很可觀的勝利的位置。然而，總統被僵固了。他的雙臂和雙腿被外科大夫捆紮成特定姿態，它們必須被重新分離才能調整。令勞埃德·喬治先生──在最後時刻，他盼望他敢於保持的全部中庸──震驚的是，他無法在五天內說服總統，使他明白曾花在五個月時間向他證明的正義、正確的東西中的錯誤。使這位老長老會教友擺脫困惑，畢竟要比以前使他陷入困惑更難，因為前者關係到他的信仰與自尊。

　　因此，在最後一幕，總統立場堅定，拒絕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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