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獨立路(46)_李光耀

四六

　　§工潮此起彼落

　　這期間，新加坡的工潮此起彼落。從1955年4月7日到12月的九個月裡，發生了260起罷工事件。不過，這些激進行動發展的結果卻對我有利。

　　1955年6月19日，市議會工友聯合會由於上一年提出的調整待遇要求沒有結果而揚言罷工。市議會警告說，工會會員如果罷工，它將發出停工通告，同時雇用承包商提供基本服務。雙方談判終告破裂。8月17日罷工開始。

　　不過，三天后，工會請我當他們的法律顧問。工會的會員主要是印族日薪工友，他們多數在市區從事清潔和收集垃圾的工作。工會規模很大，有數千名會員。工會領袖是一個印度人，名叫蘇比亞。他斜視眼，精明能幹，沒有受過教育。罷工期間，發生了一些不幸的意外，他們訴諸暴力行動。我在答覆時表示我為能當他們的法律顧問感到榮幸，但是我提出條件，要他們以和平的方式進行罷工。他們同意，結果幾次談判都富有建設性。

　　9月8日，柏立基爵士向波藹提呈報告說："曾經一度發生若干令人不安的粗暴事件，它的方式都是人們熟悉的，但是幾天之後突然停止。這是否應該歸功於李光耀，尚難確定，但事實可能如此。"雙方於9月7日達成協議。柏立基指出："跟一般預料的情形相反……罷工並未半途而廢，工會也爭取到資方相當大的讓步……原因主要有兩個。第一個是，市議會有其本身的弱點……第二個是，人民行動党秘書長李光耀以工會法律顧問的身份，出面調停。事實上，他的調停對雙方都有好處。他個人的地位也可能因工潮解決而大為提高。"

　　我所採取的憲制對抗方法，是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行事，跟共產黨人採取的方法大不相同，結果大有成效。但是，如果沒有共產黨人在法律允許的範圍以外行動，並採用暴力手段，我的方法就不會那麼有效了。我提出的抉擇不大會令人反感，因此英國人也就接受了。同樣道理，如果馬來半島不曾發生恐怖主義事件，使得英國人可能蒙受向共產黨人投降的恥辱，東姑拉赫曼也就絕不可能單靠在鄉間向人數越來越多的馬來人演說而爭取到馬來亞的獨立。共產黨所採用的方法，是無法被接受的。這麼一來，民族主義者訴諸逐漸侵蝕殖民地政府功能的憲制手段，就變成有效，而且能為殖民主義者接受。在戰前的印度，由於沒有共產黨的威脅，消極的憲制抵抗手段，要經過好幾十年才能收效。

　　就在工會繼續醞釀罷工勢力日益壯大的時候，馬紹爾卻從一個政治危機搭上另一個政治危機。他頗得製造政治危機的訣竅。就在工潮和騷亂不斷發生期間，他卻為了要求多設四個副部長的職位，同總督柏立基爵士發生衝突。當總督只答應多設兩個時，他決定讓爭執公開化。他聲稱總督沒有權力漠視首席部長的意見，而且揚言如果總督在採取任何步驟之前拒絕跟他磋商，他就辭職。他要求英國給予新加坡完全自治的地位。緊急法令已於7月21日期滿，總督將有效期延長三個月，不過延長令必須在立法議院下屆會議上正式通過才生效。馬紹爾的交換條件是，英國"盡可能在最短的時間內"讓新加坡實行自治。

　　在立法議院那次會議上，各政黨那種無聊透頂和不負責任的態度，可說是它們的典型。馬紹爾提出有關動議時解釋說，這是關係到憲制的原則問題。他把總督和殖民主義大罵一通後，轉向我說，丹戎巴葛區議員"過去老是高聲叫嚷，搞得我不勝其煩"，但他"在公眾人士眼中，卻是反對黨領袖"。於是他要求我對他的動議表示附議。他提出這個要求，無形中否定了古德在僅僅兩個月前，也就是4月26日對人民行動黨的指責。當時古德指人民行動党充當共產黨人的工具，而且心甘情願做他們的爪牙。當然，附議馬紹爾的動議是我的榮幸，我不能拒絕。我說："我覺得很難想像有誰不贊成這項動議。本地人民決心擺脫殖民地公務員的管轄，他們是一個歐洲強國的代理人，為8000英里以外的歐洲人的利益服務。但是，我認為解決之道在於政治而不是法律。"

　　§老鼠變成獅子

　　議院於7月22日休會。三天后復會時，進步党議員林坤德試圖跑得比我和馬紹爾更快。他建議："讓我們……要求權力完全移交，好讓我們，也只有我們，為本身的事務和命運負起責任，英國政府無須再對我們負責。"接著他提出一項修正案，把馬紹爾動議中的"自治"一詞改為"獨立"。換句話說，他要求讓新加坡立刻"獨立"。這樣的愚蠢真叫人不敢相信。進步党一向是主張以溫和的態度逐步走向獨立的，如今他卻突然耍起花招來，使進步党看來比勞工陣線和人民行動黨還要激進。我說："今天我們真有眼福，看到老鼠變成獅子這麼奇特的一幕…我簡直不敢相信，一星期前某君在這裡說，我們沒有資格，也不適合告訴女王陛下的政府，她的代表應該接受本殖民地首席部長的意見，而在星期一……"

　　修正案終於被否決，要求立刻實行自治的原有動議獲得通過。時機恰到好處，殖民部大臣波藹一星期後就要來到，正好可以對他施壓。然而進步黨採取這個步驟，卻毀了自己，它再也不是一個穩健可靠的政黨了。如今在新加坡，不再有結合得緊密的右翼政治勢力或是走中間路線的政治勢力。由於勞工陣線接連發生危機，內部大亂，新加坡人民只得在共產黨人和人民行動黨中的非共分子之間作出選擇了。

　　波藹抵達新加坡，會見馬紹爾，然後續程到馬來亞。8月3日，立法議院議長向議院宣讀總督的一封信，聲稱殖民部大臣已經同首席部長討論過新加坡的問題，8月15日他從馬來亞回到新加坡之後還會跟首席部長繼續商談。馬紹爾被波靄撫慰後，看起來和說起話來都表現出同情的態度。他說："也許我們應該暫時把這件事擱在一邊，繼續進行一般的討論。"我不同意，而且指出從總督的信看來，他的立場自上次會談以來，並沒有發生實質的改變，"除了那一天，我們的首席部長變得更加兇猛以外"。我接著提出動議，阻止馬紹爾感謝總督的提案在議院通過。我得到議院的支持，馬紹爾氣得臉色發青。

　　可是，8月18日那天，議長卻宣讀了總督的另一封信，表示除了議院閉會和解散的問題以外，其餘一切他將依照首席部長的意見行事。這封信也說，英國政府歡迎新加坡派出一個代表團，在適當的時候到倫敦商談憲制問題。馬紹爾宣稱，"這的確是新加坡的一個大喜日子，我們爭取自由的第一階段鬥爭就此結束。這標誌著一個新時代——一個令人振奮的勝利從此開始"。馬紹爾一時興奮起來，他再度提出動議，由議長"……請求總督代表大家，感謝殖民部大臣對我們的願望表示同情"。我可不來這一套，我揚言退席。我需要時間研究這個感謝動議的含義。馬紹爾暴跳起來。不過，我的反對動議遭否決。

　　跟馬紹爾過招固然很有趣，但是我手頭卻有更嚴肅的事情急須處理。中華語言、文化和教育的前途，仍舊是個嚴重問題。在這之前華文中學的騷亂暫告平息，各政黨委員會則"籲請"政府不要開除學生，也不要有關學校提出不應關閉的理由。這個委員會提出了一個巧妙的辦法，解決了一個嚴重的面子問題。政府無意中發現了一個好辦法，通過私下協商，使雙方能夠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案，不至於在眾目睽睽之下把問題搞僵。如果公開商討的話，任何解決方案中只要有缺點，華文報就會加以報道，以致成為爭論、討價還價的課題和宣傳的得分點。

　　各政黨委員會的建議，頗有成效，對華文教育有好處，對多元種族社會的和諧也有好處。局勢似乎逐步好轉，卻潛伏著危機，因為共產黨人勢將面對進一步的壓力，從而迫使他們採取行動。新加坡大約90％的華族成人，如果受過教育的話，都是華文教育。可是，自從1948年緊急法令頒佈以來，華族兒童進入英校人數卻劇增。1950年華校生比英校生多了25000名，到1955年比數卻反過來，英校生比華校生多了5000名。馬來亞共產黨不知道確實的數字，但是他們看出這種趨勢，覺得非加以制止不可，以免招兵買馬的源頭斷絕了。這麼一來，保存華文教育的鬥爭，對共產黨人來說，關係比過去更加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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