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獨立路(47)_李光耀

四七

　　§問題變得更棘手

　　由於許多家長也熱愛中華文化，對華校引進英文科目並不熱心，這使政府和人民行動黨中的非共分子面對的問題變得更加棘手。如果他們要政府負擔所有華校的行政費用，學校本身就必須在課程和紀律方面遵守政府的條例。

　　我認定不管是否切實可行，唯一在政治上說得過去的政策，就是實行三語制度，以馬來語，即馬來亞未來的國語，作為共同語，並以英語作為國際貿易和科學方面所用的語言，同時規定華語是華人的母語，泰米爾語、印地語或旁遮普語則是印度人的母語。各政黨委員會主席由教育部長周瑞麟擔任，其他七名委員中包括一名馬來人，即地方政府部長哈密·裕末。在往後九個月裡，我跟他們兩人一起工作，他們頗能接受我的意見。我們一起草擬了包含我的意見的報告書。報告書也建議重新編寫華校所有教科書。以前華校採用的教科書，都是戰前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所採用的。

　　這期間，林清祥和方水雙並非無所事事。他們繼續採取典型的統一戰線策略，我不久便對這種策略了如指掌。林清祥使自己獲選為一個華人教育委員會的主席，這個委員會代表16個工會和新加坡華校學生家長聯誼會。然而這只不過是個開端。他手頭有一份人數更多的名單，凡是他能號召的人物和組織都列在上面。

　　然而這只不過是八爪魚式的聯合大工會的一面而已。林清祥也要把華人許多傳統的宗鄉會館吸收過去。由於這些會館都附屬于中華總商會，他便設法爭取中華總商會會長陳六使的支持。陳六使沒有受過教育，是個家財萬貫的樹膠商人。他大力維護華族語文和教育，而且獨自捐獻的錢最多，在新加坡創辦了一所大學，讓整個東南亞的華校生都有機會受高等教育。他很仰慕新中國，只要共產黨人不損害他的利益，他願意同他們打交道。林清祥得到他的同意，在1955年6月6日那天，中華總商會和它的附屬宗鄉會館，以及林清祥的"教育委員會"聯合舉行大會。

　　中華總商會副會長葉平玉是個受英文教育的買辦式人物，在華僑銀行任職。他可不讓林清祥占盡便宜，所以設法把大會壓縮成一個隻由六個教育團體代表參加的會議。

　　這個會議的目的，是要討論如何向政府提呈一份備忘錄，要求政府平等對待華校和英校。會議召開之前，已經規定開會那天不進行辯論，也不提出新議案，而是直接對有關建議進行表決。然而儘管事先小心安排，預防會議被操縱，主席卻不敢對親共分子堅決執行會議條規，因此林清祥還是有辦法打破條規，違反主席的意願。他提出了一份備忘錄，不僅要求華校和英校具有同等地位，而且要求政府撥款興建華校，實行六年小學免費教育，承認學生有權成立自治會(也就是每一所中學都設立激進的新加坡華文中學生聯合會的分會)。他同意有必要修改學校教科書，以反映馬來亞的背景——這是馬共的正式政策，目的在於討好馬來亞的馬來人，因為馬來人占了馬來亞人口總數的一半左右，如果得不到他們的支持，反對英國的殖民主義者的鬥爭恐怕無法取勝。此外，他要求讓華人自己修改教科書，政府不要插手。

　　當主席力不從心地設法執行會議的條規時，方水雙要求代表新加坡巴士工友聯合會發言，主席拒絕。方水雙隨即直接對聽眾講話。當時會場裡擠著一些林清祥的支持者，他們發出贊同的喧騰歡呼聲，表示彼此團結一致，同時借此嚇唬主席。主席不得不就範。於是，林清祥和方水雙便控制了整個會場。

　　在這樣的氣氛中，禮堂擠滿了宗鄉會館的代表和親共工會的活躍分子，維護華族語言文化的沙文主義者占了上風。中正中學校長莊竹林(他後來出任南洋大學校長)反對修改中華歷史和地理教科書，他的反對意見受到熱烈支持，林清祥被迫放棄了主張把教科書改為具有馬來亞背景的建議。除此以外，其他對共產黨有利的提案全都通過。林清祥獲得了他所要的一切，而且也得到了說華語或方言的團體的傳統領袖的支持。

　　各政黨委員會在報告書中，把中華總商會的備忘錄放在附錄的最前面，卻隻字不提它的建議。1956年2月周瑞麟在立法議院針對這份報告書發言時，沒有人提出異議。這份報告書是我們所能想到的最佳折衷方案，各黨代表都在上面簽了字。周瑞麟答應稍後在教育白皮書提交議院討論時，才針對這個課題展開全面的辯論。全面辯論於1956年4月5日展開，周瑞麟發表了一篇很好的演講。他事先跟我討論過講稿的內容，還把草稿給我看，我建議的幾個要點也加了進去。他說："推行雙語和三語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因為我們迫切需要在我們的學生當中，培養一種以新加坡為中心的意識和共同效忠馬來亞的精神。"

　　有關建議的內容其實很簡單。首先，英校也要教授母語——華人學華語、馬來人學馬來語、印度人學泰米爾語或其他幾種印度語文。華校生在小學裡必須學英語或馬來語，到了中學，兩種語文都要學。馬來學校的學生在小學也得學英語，上了中學，如果學生喜歡的話，可以學第三種語文。這項建議完全符合人民行動党中非共分子的要求。

　　在語文和教育的爭鬥背面，是共產黨人也是非共分子爭取政治上的發言權和政治權力的另一場鬥爭。華族商人、宗鄉會館的領導人和中華總商會的巨頭都希望立法議院裡能有他們的民選代表，能夠用流利的華語，而不是用不通順的英語替華人講話，希望借此擴大他們的影響力和財富。他們過去曾經向林德委員會提呈一份備忘錄，建議立法議院採用多種語言，結果被拒絕。我們早在1954年11月人民行動党正式成立以前，便支持過他們的建議。如今，中華總商會又一次提議把華語列為官方語言之-。

　　然而在一個多元種族、多種語言的社會裡，有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就是如何組織能夠發揮功能的立法議院和政府，又不至於淪為混亂吵雜的空想計劃。世界上，每一個存在已久的社區都有一種主要的語言，凡是移居這個社區的人都得學習這種語言；如果是到美國或加拿大，就得學英語，到魁北克則須學法語。1819年萊佛士開拓新加坡的時候，在第一份市區規劃圖裡，就劃分了幾個地區，讓不同的種族分隔而居，就連華族不同方言群也分開居住。接著英國統治者引進大批華人、印度人和馬來人，讓他們在不同的地區裡使用各自的語言而不加干涉。

　　如今這個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卻給馬紹爾帶來麻煩。不出所料，在民眾的壓力下，他在1956年2月9日向立法議院提出這麼一項議案："本議院認為，為方便口頭辯論起見，英語、馬來語、華語和泰米爾語應當成為議院的通用語言；議院成立一個遴選委員會檢討各政黨委員會報告書，並提出必要的建議。"馬紹爾曉得他這麼做可能被指為不切實際。他說有一次一個馬來亞人告訴他："如果實行多種語言制度，你將把我們奉送給華人。他們會把我們淹沒。"他回答說："不過，先生，我們必須接受多數人統治的原則。華人占我們人口的76％。我們不要回避這個問題。"這是馬紹爾的典型作風。他一半是個理想主義者，一半(也許超過一半)是個機會主義者，急於證明他自己比華人更具有華人色彩，從而使華人把他當作他們的鬥士，至少讓他再做一任。

　　當時，我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在政治上極為不利的一點，是無法理解華語和方言，更不用說掌握了。我講述了自己的經歷："我小時候進入英校念書，準備將來到一所英文大學深造，以便成為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我長大了，最後大學也畢業了，我終於發覺整套價值觀基本上是錯誤的。早在步人政界之前，我就有這樣的感受。"接著我引述尼赫魯說過的一句話。他說他由於母語說得不像英語那樣好而哭泣。"我可不是一個容易動感情的人。我不常哭，不拉扯自己的頭髮，不亂撕紙張，也不扯掉自己的襯衫，但是這並不表示我在這方面的感受不那麼深。我的兒子不準備進英校，他將不會成為一個典型的英國紳士。當然我希望他學懂英語，足以跟父親談談天氣以外的事。"

　　這是我當時心情的寫照。我想，這番話對說華語或方言的群眾是中聽的。

　　馬來亞共產黨很擔心政府對華校執行紀律。他們擔心政府的行動會使學生今後不再"被政治集團利用，以不合憲制的手段推翻合法政府"。更糟的是，通過報紙、雜誌、文學作品和電影，英文將在學生眼前展現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他們將以雙筒望遠鏡觀察這個世界，而不是單靠一隻眼，以華人的望遠鏡看世界。我必須採取一個立場，使共產黨人不能責駡我是個沒有文化的中國佬。如果我在這個課題上走錯一步，就會敗在他們手裡。如果他們能夠證明我喜歡以英語而不是華語作為學校主要的教學媒介語，那麼，我就不可能使說華語或方言的社群恢復對我的尊敬和支持。

　　1955年年中，我把3歲半的龍送到南洋幼稚園，這所幼稚園是用華語教學的。一天，我和各政黨委員會的委員到學校參觀，他以為我到學校去找他，便拿起書包準備跟我一同回家去。他這個舉動逗得在場每一個人都笑起來。過後華文報刊登了一張龍在幼稚園上課情形的照片，使華人普遍知道他受的是華文教育。我深信，我也認定三個孩子應當接受祖先語言文化的教育，這無形中給了我一種憑證，使共產黨人無從指責我。我那兩個較小的孩子瑋玲和顯揚也跟著龍，先進南洋幼稚園，然後升人南洋小學。後來，龍和揚都考進公教中學，玲則繼續升上南洋女中。他們三人完全受華文教育，但因為在家裡用英語跟母親交談，所以他們講起英語來，跟講華語一樣流利。他們從6歲起就補習馬來文，因此也掌握了馬來語。

　　當時我並不曉得我和芝是多麼幸運的父母。後來，我才發覺一個人要能有效地運用兩種語文，他的智商至少要達到l10(三語的話則至少要有125)。精通英語和華語兩種語文，要比精通英語和另一種歐洲語言困難得多。學習兩種語文帶來的難題，在往後40年裡一直糾纏著我們的教育政策，即使到今天也找不到令人滿意的解決辦法，也許永遠也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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