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談看書(9)

談看書(9)

　　社會小說這名稱，似乎是二〇年代才有，是從《儒林外史》到《官場現形記》一脈相傳下來的，內容看上去都是紀實，結構本來也就鬆散，散漫到一個地步，連主題上的統一性也不要了，也是一種自然的趨勢。清末民初的諷刺小說的宣傳教育性，被新文藝繼承了去，章回小說不再震聾發聵，有些如《歇浦潮》還是諷刺，一般連諷刺也沖淡了，止於世故。對新的一切感到幻滅，對舊道德雖然懷戀，也遙遠黯淡。三〇年代有一本題作《人心大變》，平襟亞著，這句話在社會小說裡是老調。但是罵歸罵，有點像西方書評人的口頭撣「愛恨關係」，形容有些作者對自己的背景，既愛又恨，因為是他深知的唯一的世界。

　　不過在這裡「恨」宇太重，改「僧」比較妥貼。

　　《人海潮》最早，看那版本與插圖像是一〇年代末或二〇初，文筆很差，與三〇年代有一部不知道叫《孽海夢》還是什麼夢的同樣淡漠稚拙，有典型性，作者都不著名，開場仿佛也都是兩個青年結伴到上海觀光。後一部寫兩個同學國光、錦人，帶著國光的妹妹來滬，錦人稍有闊少習氣。見識了些洋場黑幕後，受人之托，同去湖北整頓一個小煤礦。住的房子是泥土地，錦人想出一個辦法，買了草席鋪在地下作地毯。有一天晚上聽見隔壁席子悉卒作聲，發現帳房偷開鐵箱。原來是帳房舞弊，所以蝕本。查出後告退，正值國民軍北上，掃清了一切魍魎。以北伐結束，也是三〇年代社會小說的公式。錦人與國光的妹妹相處日久發生情愫。回鄉途中結婚，只交代了這麼一旬。妹妹在書中完全不起作用，幾乎從來不提起，也沒同去湖北。顯然是「國光」的自述，統統照實寫上。對妹妹的婚姻似乎不大贊成，也不便說什麼。

　　這部書在任何別的時候大概不會出版，是在這時期，混在社會小說名下，雖然沒有再版，料想沒有蝕本。寫到內地去，連以一個大都市為背景的這點統一性都沒有。它的好處也全是否定的：不像一般真人實事的記載一樣，沒有故作幽默口吻，也沒有墓誌銘式的鄭重表揚，也沒寓有創業心得、夫婦之道等等。只是像隨便講給朋友聽，所以我這些年後還記得。

　　《廣陵潮》我沒看完，那時候也就看不進去，因為刻劃得太窮凶極惡，不知道是否還是前一個時期的影響，又「三底門答爾」，近於稍後的「社會言情小說」，承上啟下，仿佛不能算正宗社會小說。

　　這些書除了《廣陵潮》都是我父親買的，他續娶前後洗手不看了，我住校回來，已經一本都沒有，所以十二三歲以後就沒再看見過，當然只有片斷的印象。後來到書攤上去找，早已絕跡。張很水列入「社會言情小說」項下，性質不同點。他的《春明外史》是社會小說，與畢倚虹的《人間地獄》有些地方相近，自傳部分仿佛是《人間地獄》寫得好些，兩人的戀愛對象雛妓秋波梨雲也很相像。《人間地獄》就絕版了。寫留學生的《留東外史》遠不及《海外繽紛錄》，《留東外史》倒還有。

　　社會言情小說格調較低，因為故事集中，又是長篇，光靠一點事實不夠用，不得不用創作來補足。一創作就容易「三底門答爾」，傳奇化，幻想力跳不出這圈子去。但是社會小說的遺風尚在，直到四〇年代尾，繼張恨水之後也還有兩三本真實性較多。那時候這潮流早已過去，完全不為人注意。

　　一個是上海小報作者的長篇連載，出單行本，我記性實在太糟，人名書題全忘了，只知道是個胖子，常被同文嘲罵「死大塊頭」——比包天笑晚一二十年，專寫上海中下層階級。

　　這一篇寫一個舞女嫁給開五金店的流氓，私戀一個家累重的失業青年，作為表兄，介紹他做帳房，終於與流氓脫離預備嫁他，但是他生肺病死了。這樣平淡而結局意想不到地感動人。

　　此外北方有一本寫北大一個洗衣女，與一個學生戀愛而嫌他窮。作者姓王。又有個大連的現代釵頭風故事，著著都近情理，而男主人翁洩氣得誰也造不出來，看來都是全部實錄。

　　社會小說在全盛時代，各地大小報每一個副刊登幾個連載，不出單行本的算在內，是一股洪流。是否因為過渡時代變動太劇烈，虛構的小說跟不上事實，大眾對周圍發生的事感到好奇？也難說，題材太沒有選擇性，不一定反映社會的變遷。

　　小說化的筆記成為最方便自由的形式，人物改名換姓，下筆更少顧忌，不像西方動不動有人控訴誹謗。寫妓院太多，那是繼承晚清小說的另一條路線，而且也仍舊是大眾憧憬的所在，也許因為一般人太沒有戀愛的機會。有些作者兼任不止一家小報編輯，晚上八點鐘到報館，叫一碗什錦炒飯，早有電話催請吃花酒，一方面「手民索稿」，寫幾百字發下去——至少這是他們自己筆下樂道的理想生活。小說內容是作者的見聞或是熟人的事，「拉在籃裡便是菜」，來不及琢磨，倒比較存真，不像美國的內幕小說有那麼許多講究，由俗手加工炮製，調入罐頭的防腐劑、維他命，染色，反而原昧全失。這仿佛是怪論——在西方近人有這句話：「一切好的文藝都是傳記性的。」當然實事不過是原料，我是對創作苛求，而對原料非常愛好，並不是「尊重事實」，是偏嗜它特有的一種韻味，其實也就是人生昧。而這種意境像植物一樣嬌嫩，移植得一個不對會死的。

　　西諺「真事比小說還要奇怪」——「真事」原文是「真實」，作名詞用，一般譯為「真理」，含有哲理或教義的意昧，與原意相去太遠，還是腦筋簡單點譯為「真事」或「事實」比較對。馬克。吐溫說：「真實比小說還要奇怪，是因為小說只能用有限的幾種可能性。」這話似是而非。可能性不多，是因為我們對這件事的內情知道得不多。任何情況都有許多因素在內，最熟悉內情的也至多知道幾個因素，不熟悉的當然看法更簡單，所以替別人出主意最容易。各種因素又常有時候互為因果，都可能「有變」，因此千變萬化無法逆料。

　　無窮盡的因果網，一團亂絲，但是牽一髮而動全身，可以隱隱聽見許多弦外之音齊鳴，覺得裡面有深度闊度，覺得實在。我想這就是西諺所謂the ring of troth——「事實的金石聲」。庫恩認為有一種民間傳說大概有根據，因為聽上去「內臟感到對」（「internally right」）。是內心的一種震盪的回音，許多因素雖然不知道，可以依稀覺得它們的存在。

　　既然一聽就聽得出是事實，為什麼又說「真實比小說還要奇怪」，豈不自相矛盾？因為我們不知道的內情太多，決定性的因素幾乎永遠是我們不知道的，所以事情每每出人意料之外。即使是意中事，效果也往往意外。「不如意事常八九」，就連意外之喜，也不大有自日夢的感覺，總稍微有點不對勁，錯了半個音符，刺耳，粗糙，咽不下。這意外性加上真實感——也就是那錚然的「金石聲」——造成一種複雜的況味，很難分析而容易辨認。

　　從前愛看社會小說，與現在看紀錄體其實一樣，都是看點真人實事，不是文藝，口味簡直從來沒變過。現在也仍舊喜歡看比較可靠的歷史小說，裡面偶爾有點生活細節是歷史傳記裡沒有的，使人神往，觸摸到另一個時代的質地，例如西方直到十八九世紀，僕人都不敲門，在門上抓搔著，像貓狗要進來一樣。

　　普通人不比歷史人物有人左一本右一本書，從不同的角度寫他們，因而有立體的真實性。尤其中下層階級以下，不論過去現在，都是大家知道得最少的人，最容易概念化。即使出身同一階級，熟悉情形的，等到寫起來也可能在懷舊的霧中迷失。所以奧斯卡·路易斯的幾本暢銷書更覺可貴。

　　路易斯也是社會人種學家，首創「貧民文化」（cultureofpoverty）這名詞，認為世代的貧窮造成許多特殊的心理與習俗，如只同居不結婚，不積錢，愛買不必要的東西，如小擺設等。這下層文化不分國界，非洲有些部落社會除外。他先研究墨西哥，有一本名著《五個家庭》，然後專寫五家之一：《桑協斯的子女》（「The Children of Sanchez」），後者一度醞釀要拍電影，由安東尼昆、蘇菲亞·羅蘭飾父女，不幸告吹。較近又有一本題作《拉維達》（「Ld Vida」），是西班牙文「生活」，指皮肉生涯，就像江南人用「做生意」作代名詞。寫玻多黎各一個人家母女都當過娟妓，除了有殘疾的三妹。作者起初選中這一家，並不知道這一層，發現後也不注重調查「生活」，重心全在他們自己的關係上。其間的「思怨爾汝來去」也跟我們沒什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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