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恨傾城小團圓(52)_清秋子

五二

　　現在的論者，對她的這次赴會，一般都是根據柯靈的回憶文章，強調張愛玲在服飾方面與廣大與會者的不同。

　　柯靈的描述也確實很生動：

　　她坐在後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網眼的白絨線衫，使人想起她引用過的蘇東坡詞句「高處不勝寒」。那時全國最時髦的裝束，是男女一律的藍布和灰布中山裝，後來因此在西方博得「藍螞蟻」的徽號。張愛玲的打扮，儘管由絢爛歸於平淡，比較之下，還是顯得很突出（我也不敢想張愛玲會穿中山裝，穿上了又是什麼樣子）。

　　還有的論者斷定：就是因為在這次會議上她與諸人在服裝上的反差，使張愛玲感到了不安，覺得自己和新社會格格不入，從而萌生了離開大陸的念頭。

　　這就不免有點以偏概全了。

　　1950年代初，固然是中山裝、列寧服風靡一時，但也僅在年輕人和幹部中間流行，並不是所有的人都統一了服裝。張愛玲在《十八春》中就寫到了年輕女子換列寧裝、剪髮的事，她不可能為會場裡的服裝傾向而感到驚詫。

　　旗袍外面套白色網眼衫，固然不是當時的時髦行頭，但也不是什麼奇裝異服。旗袍一直到60年代初，還是國內很多城市婦女的裝束，談不上就如何地「格格不入」。若以張愛玲40年代的裝束而論，那豈不是與舊社會更加格格不入了？

　　即使是在新時代裡的換裝，她也只有滑稽的感覺，並未見得有什麼悲憤。

　　她那時也能領到配給布，一段湖色土布、一段雪青洋紗，便給自己做了一件喇叭袖唐裝單衫和一條褲子。她去弄堂口排隊登記戶口時，穿的就是這樣一套衣服：

　　街邊人行道上擱著一張弄堂小學課室裡的黃漆小書桌。穿草黃制服的大漢傴僂著伏在桌上寫字，西北口音，似是老八路提幹。輪到我，他一抬頭見是個老鄉婦女，便道：「認識字嗎？」

　　我笑著咕噥了一聲「認識」，心裡驚喜交集。不像個知識分子！（《對照記》）

　　她的驚喜，是由於沒想到這麼容易就可以轉換身份。

　　年輕時奇裝炫人、出夠了風頭的她，不會在乎鶴立雞群的孤立，也不會在意在服裝上泯然眾人。對她心理上產生巨大衝擊的，恐怕還是50年代初發動的一場又一場群眾運動。

　　有一個說法是，1950年7～8月間，也就是開完「文代會」後，在夏衍的安排下，張愛玲曾隨上海文藝代表團到蘇北農村參加土改工作。

　　在殷允芃的《訪張愛玲女士》中記載道，張愛玲說，她在寫《秧歌》之前，在鄉下住了三四個月，當是指這件事。但時間又不大對頭，那時是在冬天，在鄉下獲得的印象，都用到《秧歌》裡去了。她說：「這也是我膽子小，寫的時候就擔心著，如果故事發展到了春天可要怎麼寫啊？」

　　言之鑿鑿，不由人不信。

　　如果參加土改是真實的，那麼這幾個月的生活，當是她和大眾距離最近的一段經歷，對她後來的人生軌跡影響應該甚大。

　　但是，她的親友們都沒有提到這件事。柯靈更是在批評《秧歌》、《赤地之戀》時說，張愛玲「平生足跡未履農村，筆桿不是魔杖，怎麼能憑空變出東西來」。因此，張愛玲是否參加過土改，就成了一個謎。

　　可以肯定的是，她對這場運動是關注的，也聽到了一些匪夷所思的傳聞，不能不令她有所疑慮。

　　1951年9月，全國開始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在大學、文化及科研單位的知識分子中清算剝削階級思想殘餘，消除崇美恐美思想。各單位都搞人人過關。這個運動，也就是楊絳先生所寫的「洗澡」運動，一直延續到次年秋季方告結束。

　　在此期間，文化界還掀起過聲勢浩大的批判電影《武訓傳》運動。因為電影是上海的電影公司拍的，連夏衍也難辭其咎，不得不向中央做了檢討。

　　1951年底，「三反五反運動」又在全國發動，到1952年1月底，其中的「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開始觸及「民族資產階級」。

　　自2月中旬起，因有的地方上政策掌握不好，運動方式簡單粗暴，導致一些挨整的工商業者不堪忍受而自殺。據過來人回憶，當時，上海的情況比較嚴重，自殺者約有1300人。

　　更令人扼腕的是，1952年2月8日，我國著名實業家、現代化建設的先驅者盧作孚先生也在運動中蒙冤，在重慶憤而自殺，此事令高層大為震動。

　　後經毛澤東嚴厲批評，基層「三反」、「五反」中的粗暴之風才被刹住，運動也於1952年6月逐漸收尾。

　　聯翩而來的運動，無疑對張愛玲觸動甚大。

　　她在什麼時候萌生的去意？

　　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到1951年3月《十八春》連載結束，她還沒有明確的意向。

　　那時張子靜去看她，曾問她有什麼打算。張愛玲對此默然良久，不作回答。

　　張子靜回憶道：「她的眼睛望著我，又望望白色的牆壁。她的眼光不是漠然，而是深沉的。我覺得她似乎看向一個很遙遠的地方……」

　　她是在猶豫。

　　到1952年年初，情況已越來越明晰，她以前所做的「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的預言，正在變作現實。經過權衡，她最終決定離開「還沒有離開就已經在想念了」的上海。

　　當年7月，她走了，遠赴香港。

　　她此行持有港大開的證明，去香港的理由是「繼續因戰事而中斷的學業」。臨行前，與姑姑約定，彼此不通信、不聯絡。

　　張愛玲走前，姑姑還把珍藏多年的家族相冊交給愛玲帶走，以為這是最妥當的保管方式。——姑姑的先見之明令人驚歎。後來這些相片，大都出現在張愛玲的臨終之作《對照記》中，因而得以留存於世。

　　在離滬之前，她開始構思小說《五四遺事》。因故事是以西湖為環境背景的，她想再去西湖體驗一下，於是，參加了中國旅行社的一個觀光團，到杭州去旅遊了一趟。

　　湖光灩瀲，越山青秀，可是她卻有點神不守舍。

　　旅行途中，觀光團在「樓外樓」吃了一餐飯。憑窗坐下來，近處是湖心亭，遠處是蘇堤。但這美景，卻沒給她留下什麼痕跡。

　　在她的印象中，除了「油膩的桌子」，就是樓外樓的湯麵「澆頭確實好吃」，結果她把澆頭吃了，湯也喝掉了，面卻一口沒動。對座有個人不由得看了她一眼，她馬上慶倖大家互不認識，不然那人回去若打了小報告，恐怕還要擔個浪費的罪名。

　　——她不喜歡嚴酷，所以自知永遠不能成為「革命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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