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恨傾城小團圓(53)_清秋子

五三

　　從杭州返回，很快就開始辦手續。1950年代初，出境審查還不像後來那麼嚴，但也不很輕鬆。張愛玲回憶說，去派出所申請出境的時候，警察一聽說要去香港，立刻沉下來臉來，仿佛案情嚴重，就待調查定罪了。

　　這令她惴惴不安，好在是有驚無險。

　　張愛玲說：「幸而調查得不徹底，不知道我是個寫作為生的作家，不然也許沒這麼容易放行。一旦批准出境，那青年指警察。馬上和顏悅色起來，因為已經是外人了，地位僅次於國際友人……」

　　其實，有些辦事員的做法只是習慣作風，未見得與政治有關。張愛玲的這個回憶，在揶揄中很顯然帶有強烈的傾向。

　　申請獲得批准後，她只帶了簡單的行李，甚至連小說手稿都沒帶，乘火車先到廣州，又從廣州乘火車到深圳出境。

　　在乘火車離滬時，檢查行李的是一個北方來的青年幹部，看樣子是剛從華中幹部訓練班出來的。當時大概是禁止黃金外流，他對張愛玲小時候戴過的一副包金小藤鐲發生了興趣，要看看到底是否真的包金，於是用小刀去刮。

　　刮了半天，終於從厚厚的包金下面露出白色來，檢查人員看看張愛玲心痛的神色，便安慰似地道：「這位同志的臉相很誠實，她說是包金就是包金。」

　　到深圳後，又有一番難忘的經歷。

　　當時，羅湖橋頭的海關檢查站還很簡陋，只一個木制板房，附近什麼也沒有。

　　過關的時候，她的護照使用的是一個筆名，檢查證件的民兵居然把她認了出來：「你就是寫小說的張愛玲？」

　　張愛玲心裡一驚，生怕被扣住。

　　不過，那民兵只笑笑，就放她過去了。

　　那邊香港的檢查站也一樣地簡陋，香港警察把入境者們的證件收去查驗，拖了很長時間。張愛玲擠在一群等待出境的人當中，靠著柵欄邊，在大太陽底下暴曬。

　　一個解放軍士兵在關口站崗，穿著皺巴巴的軍裝，一副樸實相，看樣子是從北方來的農村小夥兒。他看人們曬得可憐，便忍不住說：「這些人！大熱天把你們擱在這兒，不如到背陽處去站著吧。」

　　他揮手示意人群可以到樹蔭下去，但是大家只是客氣、討好地笑笑，卻沒有一個人肯動地方。

　　人們緊緊地貼著柵欄，生怕一離開隊伍就會過不了關。

　　終於跨過了羅湖橋，踏上了香港的土地，張愛玲百感交集！

　　在此後不久她寫的一篇小說《浮花浪蕊》中，有一段描寫，當是來自她親身的體驗：

　　「橋堍有一群挑夫守候著。過了橋就是出境了，但是她那腳夫顯然還認為不夠安全，忽然撒腿飛奔起來，倒嚇了她一大跳，以為碰上了路劫，也只好跟著跑，緊追不捨。挑夫。是個小老頭子，竟一手提著兩隻箱子，一手攜著扁擔，狂奔穿過一大片野地，半禿的綠茵起伏，露出香港的幹紅土來，一直跑到小坡上兩棵大樹下，方放下箱子坐在地下歇腳，笑道：『好了！這不要緊了。』」

　　真是繪聲繪色，刻骨銘心！

　　——她是給嚇跑的。

　　她不願意被越來越多的「清規戒律」所約束。

　　她也不想今後每件作品都要套上並不適合於她的「人民裝」。

　　她是一個很純粹的作家，對於寫作題材上的山窮水盡十分恐懼。

　　她不忍目睹「更大的破壞要來」……

　　就這樣，她走了，除了姑姑以外，沒向任何人告別。

　　當時張子靜已經回到上海，在浦東鄉下教書，一般很少回市區。8月份他回來了一趟，去卡爾登公寓找姐姐。

　　姑姑開了門，一見是他，就說：「你姊姊已經走了。」隨後便把門關上。

　　張子靜惘然若失，慢慢下了樓，忍不住哭了起來。

　　柯靈對張愛玲的出走，也完全不知情。

　　當時「上海電影劇本創作所」剛剛成立，夏衍自兼所長，委任柯靈為他的副手。夏衍對柯靈說，要邀請張愛玲當編劇，但眼前還有人反對，只好稍待一時。

　　1949年之後，「自由作家」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到後來作家若沒有「單位」，那是連作品也很難發表的。夏衍已經替張愛玲想到了這一層。

　　但柯靈還來不及把消息透露給張愛玲，就聽說張愛玲已去了香港。柯靈把消息告訴給夏衍，「夏衍一片惋惜之情，卻不置一詞」。

　　後來，夏衍又托人帶信給張愛玲的姑姑，請張愛玲在香港可給《大公報》、《文匯報》寫一點稿子，姑姑答覆說「無從通知」，因而也就作罷。

　　夏衍毫不掩飾對張愛玲的惜才之意，後來他調到文化部當了副部長，柯靈還曾在上海書店的書庫裡買了舊版的《傳奇》和《流言》，給他寄到北京去。想必是夏衍仍念念在心，總要把張愛玲的書放在手邊為好。

　　這一年，張愛玲32歲，從此便離開故土，開始了無根的輾轉流離。

　　她此去，是明智，還是不幸？

　　正如張愛玲自己在《十八春》裡寫道：「政治決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如果張愛玲留在大陸不走，結局可想而知。

　　幾十年後，也有人曾說：如果張愛玲不走，經歷一番磨難的話，或許可以「給生命加強一點受過折磨的活力」。也有人說，她離開上海後，文字便黯然失色，所以她離開上海絕對是個錯誤。

　　這些見解很獨特，但不免有些冷血的氣息！

　　歷史不能假設，探究張愛玲不走會怎樣，似乎是無意義的，但我們不妨看一看蘇青後來的命運——

　　1949年底，蘇青加入了婦女團體「婦女生產促進會」，算是嘗試進入新的生活，但一時卻找不到工作，無法養家糊口。

　　這時有香港的熟人告之，香港《上海日報》想請當年走紅的老作家寫稿撐門面，於是她便寫了《市婦運會請建廁所》、《夏明盈的自殺》等32篇稿件寄去，可是非但沒有收到分文稿酬，反而因「諷刺新社會」的嫌疑而受到上海市公安局的警告。

　　這條路等於斷了。那些應得的稿費，她懷疑是被熟人侵吞，托已在香港的潘柳黛代為討要，也無結果，以致生活越發困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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