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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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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馬就好了。」瑪麗亞說,「我高興的時候就想騎匹好馬飛奔,你在我身邊,也騎著馬飛奔,我們越跑越快,騎著馬兒飛奔,我就永遠高興個沒完。」 「我們可以把你的高興帶到飛機上。」他心不在焉地說。 「像那些小驅逐機一樣,在天上不停地飛來飛去,在陽光裡閃亮。」她說,「在空中翻筋斗,俯衝。多棒呀!」她大笑起來,「我高興得不知道在乘飛機呢。」 「你高興得沒有邊兒。」他說,並沒完全聽見她的話。 他出了神。他雖然走在她身旁,心裡卻想著橋的事情,一切都清楚確實,輪廓分明,就像照相機的鏡頭對準了焦距。他看到那兩個哨所,看到安塞爾莫和那吉普賽人在守望。他看到那空蕩蕩的公路,看到公路上調動的部隊。他看到能讓那兩挺自動步槍發揮最大火力的位置,可是由誰來掌控這兩挺自動步槍呢?他想,我來斷後,那開始時誰來弄呢?他看到自己放好炸藥,把炸藥卡住,紮緊,安好雷管,接好電線,連上接頭,然後回到他放舊引爆箱的地方,接著他開始想可能發生的情況,以及可能出差錯的地方。別想啦,他對自己說。你剛跟這個姑娘睡過覺,現在頭腦清醒,完全清醒,你卻開始發愁了。考慮你必須幹的事情是一回事,發愁是一回事。別發愁。你不能發愁。你知道你不得不幹的事情,你還知道可能發生的情況。這些情況當然可能發生。 你知道自己奮鬥的目標,於是你全力以赴。你反對的正是現在要做的,並且為了可能的勝利而不得不做的事情。所以,你現在不得不利用你所喜愛的這些人,就像你要取勝而必須利用那些對你毫無感情的軍隊一樣。顯然巴勃羅最精明。馬上就知道情況險惡。那女人全力支持,現在仍然沒變,但是她逐漸認識到這件事的實質,她十分沮喪。「聾子」馬上看清這件事,他倒是肯幹,但是並不比他——羅伯特·喬丹,更願意幹。 原來你是說你考慮的並不是你自己,而是那女人、那姑娘以及別的人的遭遇。好吧。如果你沒來,他們又將是怎樣的遭遇呢?你來這裡之前,他們什麼樣?你不能那樣想。除了行動時,你對他們並不負有責任。不是你發號施令。是戈爾茨。那戈爾茨是誰?他是個好將軍。是你到目前為止最好的頂頭上司。然而,一個人明知那些命令行不通,明知這命令會帶來什麼後果,他還應該執行嗎?即使命令來自那個既是軍隊又是党的主管的戈爾茨?是的。他應該執行這些命令,因為只有在執行過程中,才能證明行不通。你沒有試過怎麼能知道行不通?要是接到命令的時候,人人都說執行不了,那你這個人將落到何種田地?要是接到命令,你就說行不通,那我們大家將落到何種田地? 他見過不少將領,對他們來說,所有的命令都行不通。埃斯特雷馬杜拉的那個畜生戈麥斯就是這麼一個。他見過不少次進攻戰,兩翼卻按兵不動,理由是行不通。不,他必須執行這些命令,倒黴的是他不得不和這些他很喜歡的人一起幹。 他們遊擊隊只會給掩護他們、和他們一起幹的人帶來厄運和危險。圖的是什麼呢?圖的是最終消除危險,讓這個國家成為可以安居樂業的好地方。這話雖說是陳腔濫調,不過,卻是真話。 如果共和國失敗的話,那些信仰共和國的人就無法在西班牙生活下去。不過,會失敗嗎?是的,根據那些已被法西斯分子佔領的地區所發生的情況看來,他知道是會失敗的。 巴勃羅是個畜生,可是別的人都是好樣的,那麼叫他們去炸橋不是把他們出賣了嗎?也許是的。可是,如果他們不這樣幹,一星期之內就會來兩中隊騎兵,把他們從這個山區裡趕走。 不。把他們扔在一邊沒有任何好處。除非你把所有的人都扔在一邊,你不應該干涉任何人的事。他原來是這樣想的,是不是?對,他是這樣想的。至於一個有計劃的社會之類的,又是怎麼一回事呢?那是別人該幹的事啦。這次戰爭之後,他有別的事要幹。他投入這次戰爭是因為戰爭發生在他所熱愛的國家裡,他信仰共和國,並且,一旦共和國被毀滅,那些信仰共和國的人就活不下去了。整個戰爭期間他都得服從共產黨的紀律。在西班牙,共產黨提供了最好的紀律,最健全、最英明的作戰紀律。戰爭期間他服從他們的紀律,因為在作戰的時候,他只尊敬這個黨的綱領和紀律。 那麼他的政見又是什麼呢?他對自己說,目前沒有什麼政見。可是跟誰也不能講,他想。永遠別透露這點。那麼你以後打算幹什麼呢?我要回去,像以前一樣,教西班牙語謀生,並且打算寫一本真正的書,我敢肯定,他說,我敢肯定這不是什麼難事。 他應該跟巴勃羅談談政治才對。瞭解一下他在政治上的發展肯定是很有趣的。可能是典型的由左變為右的,就像老勒洛①。巴勃羅很像老勒洛。普列托②也一樣。巴勃羅在對最後勝利的信心上和普列托大致差不多。在政見上,他們抱著偷馬賊的態度。他把共和國作為一種政府形式加以信任,但是共和國必須剷除這幫偷馬賊,看看在叛亂開始時他們這幫人把共和國害成了什麼樣子。主管人民的人同時又是人民真正的敵人,世界上哪個國家有過這種情況? [①勒洛:西班牙激進黨領袖,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起曾幾度出任共和國總理。] [②普列托,西班牙社會黨領袖,生於一八八三年,一九三一年起先後任財政部長等職。] 人民的敵人。這種詞兒他還是不講為好。他不願用這種口號式的詞兒。和瑪麗亞睡了覺,他的思想起了變化。在政治方面,他變得像個頑固不化的浸禮會教友,偏執死板,因此像「人民的敵人」這樣的詞兒是沒有多加考慮就浮上心頭。任何革命的或愛國的八股也是這樣。他沒有考慮就使用這種詞兒。當然,它們不是假話,但是非常容易把它們濫用。自從昨夜和今天下午發生那事以來,對這種事情,他的頭腦變得越來越清醒,也純潔多了。偏執是件古怪的東西。偏執的人必然絕對相信自己是正確的,而克制自己,保持正統思想,最能助長這種自以為正確和正直的看法。克制是異端邪說的敵人。 如果他仔細考慮的話,這個前提怎麼可能站得住腳呢?共產黨總是強烈反對放蕩不羈的作風,也許就是這個緣故吧。當你酗酒或私通的時候,你就會發覺,拿黨的路線來衡量,你是多麼容易犯錯誤啊。打倒放蕩不羈的作風,那是馬雅可夫斯基所犯的錯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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