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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


  「噢!」格拉斯蘭太太望著魯博叫道,「難道政治處處離不開小報,連這裡也如此?」

  「在美洲,」克盧齊埃接著說,「資產階級在這項令人厭惡的任務中扮演開路先鋒的角色。它購買農民無力經營的大片土地,在內部進行分配;然後,這些土地經過咀嚼、分割、拍賣或零售,再交到農民手中。如今一切都歸結為數字。我認為以下的數字最有說服力:法國有四千九百萬公頃土地,扣除掉道路、公路、沙丘、溝渠和類似蒙泰涅克平原的貧瘠、荒蕪或人們不願下本經營的土地,這個數字應減少至四千萬。不過,三千二百萬居民擁有的四千萬公頃土地,在農業稅稅額總表上卻分成一億二千五百萬塊——尾數略去不計。因此,我們不受土地法的制約,貧困和糾紛遠遠沒有到頭!那些把領土分成小塊、縮小生產的人們有喉舌為他們大叫,真正的社會公道在於只給予每個人土地用益權。他們會說永久的所有權無異於盜竊!打頭陣的便是聖西門主義者。」

  「法官發了言,」格羅斯泰特說,「下面銀行家要對這些大膽的論述作些補充。農民和小資產者可以獲得產業,這給法國造成政府意想不到的巨大危害。撇開貧民不談,農民大眾約有三百萬個家庭。這些家庭靠工資為生。工資用錢而不是用食品支付……」

  「這是我國法律的又一個大錯誤,」克盧齊埃打斷他的話嚷道。「食品支付權可以在一七九〇年頒佈;而今,施行這樣的法律就要冒爆發革命的風險。」

  「這樣,無產者便把國家的錢撈到手中。不過,」格羅斯泰特又說,「農民不當上地主死不瞑目,他們沒有別的激情,別的欲望,別的意願,別的目標。這個欲望,一如克盧齊埃先生的精闢論證,是大革命的產物,出售國有財產的結果。只有對偏遠鄉村發生的事毫無概念的人才不承認下述確鑿的事實:這三百萬個家庭每年埋藏起五十法郎,使進入流通的貨幣減少一億五千萬。政治經濟學認定的公理是:一枚五法郎的埃居,在一天當中轉過一百次手,它的絕對價值相當於五百法郎。而我們這些農村狀況的老觀察家們確信,農民選擇土地;窺伺它,等候它,決不投放資本。因而農民購置土地應以七年為期來計算。每七年當中,他們讓一筆十一億的款子閒置不動;小資產階級把同樣多的錢埋藏起來,對農民啃不動的產業持同樣態度,因此在四十二年中,法國損失至少二十億資本的利息,即每七年約一億,四十二年就是六億。法國損失的不僅僅是六億,它沒有把這筆錢用於工農業生產,其損失相當於十二億;因為倘若工業產品的價值不是其成本的兩倍,貿易就不會存在了。無產階級也失去了六億工資!對一位嚴厲的經濟學家來說,這六億撈不回來的損失,加上流通可獲的利潤,大約相當於十二億損失,我國的貿易、海運、農業比英國落後,原因正在於此。儘管兩國領土不同,我們且占了三分之二的地利,但是英國可以為兩支法國軍隊配備新的戰馬,而且國內人人都有肉吃。另外,在這個國家,產業的穩定使下層階級幾乎無法購置,因而每個埃居都變成商品參加流通。這樣,除去土地被分成小塊、牛馬羊品種減少的創傷外,繼承法編還由於農民和資產者藏匿資本使我們損失六億利息,減少十二億產值,每半個世紀非流通貨幣達三十億。」

  「精神後果比物質後果還要糟!」神甫嚷道,「我們在人民中間製造乞丐產業主,在小資產者中間製造半吊子學者,今年七月在上層階級起了作用的各行其是和人人為己,不用多久將使中產階級發生壞疽。感情枯竭的無產階級,除欲望外無其他上帝,除饑餓的絕望外無其他狂熱,既無信仰又無信義,它將大步向前,一腳踏在國家的心口上。在君主制法律下長大的外國人將認為我們王國無王,有法制而無法律,有所有權而無產業主,有選舉而無政府,有自由意志而無力量,有平等而無幸福。但願在這以前,上帝讓法國出一個替天行道者,一個給民族帶來新精神的上帝選民,無論他是馬利烏斯還是蘇拉①,無論出身微賤還是名門之後,他將徹底改造社會。」

  ①馬利烏斯(公元前157—86)和蘇拉(公元前138—78),均為古羅馬的軍事統帥和政治家,分別為平民派和貴族派的領袖。

  「人們先要把他送交重罪法庭或輕罪裁判所,」傑拉爾接口道,「昔日在阿提卡和耶路撒冷對蘇格拉底和耶穌基督的審判將於一八三一年重演。今天與過去一樣,心懷忌妒的平庸之輩聽任那些研究過法國的瘡疤、對抗時代精神的思想家和政治名醫們貧困而死。如果他們經受住貧困,我們還要奚落他們,稱他們為空想家。在法國,大家在精神上造前程遠大的偉人之反,在政治上造君主之反。」

  「以往詭辯家只與少數人講話,如今他們借助報紙期刊把整個民族引入歧途,」治安法官嚷道:「而推崇理性的報紙卻得不到反響!」

  鎮長無比驚訝地望著克盧齊埃先生。格拉斯蘭太太很高興一位普通的治安法官關心如此重大的問題,對鄰座魯博先生說:「您原來瞭解克盧齊埃先生嗎?」

  「今天才瞭解。太太,您在創造奇跡,」他俯在她耳邊答道,「不過您看看他的前額,那輪廓有多優美!是不是很象雕塑家刀下黎居爾格①和古希臘聖哲的古典式或傳統型前額?——七月革命顯然具有反政治的涵義,」這位說不定會去修築街壘的前大學生把格羅斯泰特算的一本帳通盤考慮了一遍後高聲說道。

  「這個涵義有三層,」克盧齊埃說,「你們理解了法律和財政,下面談談政府。一八三〇年八月九日依據國家主權的信條進行了選舉②,被該信條削弱的王權將試圖反對這個敵對原則,每當人民猜不透國王的心思時,這個原則將給他們建立新王朝的權利;我們內部的鬥爭自然還會長期阻止法國的進步。」

  ①黎居爾格(公元前390—324),雅典演說家和立法者。

  ②當日議會兩院宣告路易-菲力浦登基稱王,從此開始了代表上層資產階級利益的七月王朝。

  「英國謹慎小心地避開了所有這些暗礁,」傑拉爾又說,「我到過英國,很佩服這個向世界分出蜂群,傳播文明的蜂巢。在那裡,討論是一出政治喜劇,旨在滿足民眾並掩飾在高層自由活動的政權的作用,選舉也不象在法國由愚蠢的資產階級操縱。如果產業被分成小塊,英國早已不復存在。上層產業主,勳爵們在那裡掌管著社會的機構。他們的海軍當著歐洲的面搶奪地球上整塊整塊的地域,以滿足貿易的需求,並把可憐蟲和不滿分子拋在那裡。英國貴族非但不攻擊、扼殺和埋沒人才,反而羅致、獎勵並不斷吸收人才。在英國,凡關係到政府的行動,人與事的選擇,一切都速戰速決,在我國呢,一切都拖拖拉拉;可他們是慢性子,我們是急脾氣。在他們那兒,金錢膽大忙碌,在我們這兒,它卻膽怯多疑。格羅斯泰特先生談到了農民給法國工業造成的損失,下面我用兩句話作一描述以資證明。英國資本通過不斷的流通創造了一百億工業產值和定息股票,法國資本雖然更雄厚,創造的價值卻不足該數的十分之一。」

  「更奇怪的是,」魯博說,「他們是淋巴體質,而我們一般為多血質或神經質。」

  「先生,」克盧齊埃說,「這是個需要研究的大問題,就是探尋適於壓抑國民性情的制度。克倫威爾自然是位偉大的立法者。他發明了航海條例①,一個人創建了當今的英國,這個航海條例使英國人成為其他一切民族的敵人,並給他們灌輸了作為其精神支柱的目空一切的自豪感。但是儘管他們以馬耳他作大本營,如果法國和俄國明白黑海和地中海的作用,總有一天,途經埃及或幼發拉底河的亞洲之路,因新的發現變得暢通無阻,就會毀掉英國,正如當年好望角的發現毀了威尼斯。」

  ①航海條例保證了英國對大不列顛島沿海的航行以及與殖民地的貿易的壟斷地位。

  「怎麼絕口不提上帝!」神甫嚷道,「克盧齊埃先生、魯博先生對宗教漠不關心。您呢,先生?」他問傑拉爾。

  「新教徒,」格羅斯泰特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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