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限戰(38)_喬良

三八

　　從歷史上看，國家曾是安全理念的最高形態。對於中國人，國家甚至是與天下等同的大概念。如今，民族或地理意義上的國家，不過是「地球村」裡人類社會鏈條上的大小環節。現代國家越來越多地受到區域性和全球性超國家組織（如歐共體、東盟、歐佩克、亞佩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貿組織以及最為龐大的聯合國組織等）的影響。此外，大量跨國家組織和形形色色的非國家組織（如跨國公司、行業協會、綠色和平組織、奧林匹克委員會、宗教機構、恐怖組織、黑客小組等）也同樣在左右著國家的走向。這些跨國家、非國家與超國家組織，共同構成了新興的全球力量體系③。

　　【③阿爾文·托夫勒在《力量轉移——臨近21世紀時的知識、財富和暴力》書中，以一小節談到「新型的全球性組織」，「我們正在看到一種意義重大的力量轉移，即從一個國家或國家集團向全球性角鬥士轉移」。而所謂的「全球性角鬥士」是指從歐共體到跨國公司，這些大大小小的非國家實體。據聯合國《1997年投資報告》的統計，全世界已有44000個跨國公司母公司和28萬個在國外的子公司和附屬企業，這些跨國公司控制了全世界1／3的生產，掌握全世界70％的對外直接投資、2／3的世界貿易與70％以上的專利和其它技術轉讓。（轉引自《光明日報》1998年12月27日第三版，李大倫文章《經濟全球化的兩重性》）】

　　也許沒有多少人注意到，上述因素，正在導引我們步入一個大國政治讓位與超國家政治的轉型期。這一時期的主要特徵就是過渡：許多端倪正在顯現，許多過程正在開始。國家力量作為一類主體與超國家、跨國家、非國家力量作為另一類主體，在國際舞臺上誰主沉浮的問題尚無定論。一方面，大國們還在起主導作用，特別是像美國這樣的全面大國，和像日本、德國這樣的經濟大國，中國這樣的新興大國，俄國這樣的垂暮大國，都還在試圖對全域施加自己的影響；另一方面，有遠見的大國，已開始明確地借助超、跨、非國家力量，去加倍擴大自己的影響，實現僅靠自身力量不足以達成的目標。如用歐元統一起來的歐共體，就是最新也最典型的案例。這一生機勃勃的過程發展到今天，不過剛剛走出了蹣跚期，遠未到結束的時候。近期走向和遠期前景不明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某些跡象已經在顯現一種趨勢，即：通過國與國的較量定奪勝負輸贏的時代正在徐徐關上大門，而用超國家手段在比國家更大的舞臺上解決問題、實現目標的時代，正在悄然拉開大幕④。

　　【④據布熱津斯基的看法，21世紀將出現數個的國家組群，如北美組群；歐洲組群；東亞組群；南亞組群；穆斯林組群；歐亞組群。這些組群之間的爭鬥是未來衝突的主導。（《失去控制；21世紀前夕的全球混亂》中譯《大失控與大混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P221）。聯合國的作用日益增加，亦體現了這一趨勢。（見《走向21世紀的聯合國》，世界知識出版社）】

　　基於此，我們把「超國家組合」列為超限組合戰的基本要素之一。

　　在一個政治、經濟、思想、技術、文化相互滲透，網絡、克隆、好萊塢、辣妹、世界盃輕鬆越過界碑所標誌的疆域的世界上，那種企圖在純粹的國家意義上保障安全和謀求利益的願望已很難實現。只有薩達姆這樣的蠢人，才會以赤裸裸的領土佔領來實現自己的野心。事實證明，這一做法在20世紀的末葉，是明顯背時的，必然遭致失敗。同樣是追求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作為一個成熟的大國，美國就顯得比伊拉克精明得多。自登上國際舞臺那天起，美國人巧取豪奪，從別的國家獲得的利益，比伊拉克從科威特那裡獲得的不知要多出多少倍，個中原由不單是「強權即公理」就能解釋的，也不單是個違背國際準則與否的問題。因為在所有的海外行動中，美國總是力求爭取最多的追隨者，以防自己變成形單影隻的孤家寡人。

　　除對格林納達和巴拿馬這樣的小國，直接採取了單純的軍事行動外，大多數情況下，它都是用超國家的方式謀求並實現了自己的利益。在對付伊拉克的問題上，美國人的做法，就是一次非常典型的超國家組合。整個過程中，它上下其手，縱橫捭闔，幾乎讓聯合國內的所有國家都支持它的行動，使這個全球第一國際組織做出了令它師出有名的決議，並把30多個國家拉進了討伊聯軍。戰後，又成功地組織了對伊拉克長達八年的經濟封鎖，並利用武器核查，對伊保持持續的政治軍事壓力，使之長期處於政治孤立、經濟困頓的狀態中。

　　海灣戰爭之後，戰爭或衝突的超國家組合傾向愈加鮮明。越靠近今天，它的這一特徵就越突出，越頻繁地成為一種手段被更多的國家所採用。這一傾向的形成，有著最近十年國際社會急劇動盪變化的深刻背景。全球經濟一體化、國內政治國際化、信息資源網絡化、技術換代頻繁化、文明衝突隱蔽化和非國家組織強勢化，給人類社會帶來的便利和麻煩一樣多，這就是為什麼大國甚至一些中小國家，都不約而同地把解決問題的指針瞄準了超國家組合的原因⑤。

　　【⑤如東盟、非統等組織已經或正在成為解決地區事務的不可忽視的超國家組織。】

　　正是這一原因，使現代國家面臨的威脅，更多的來自超國家力量，而不是一個兩個具體國家。對付這類威脅，除了使用超國家組合的手段，不會有其它更好的辦法。其實，古來無新事，超國家組合並非是一片新大陸。早在春秋戰國和伯羅奔尼撒戰爭時期，合縱連橫即結盟，就已經成為古代東西方策略家們運用超國家組合手段最為古老也最為經典的方法⑥，至今仍不失其魅力。直到海灣戰爭時，施瓦茨科普夫式的超國家組合，仍可以說是古典的「聯盟＋聯軍」的現代版。如果非要在古代和今天劃出一條代溝，找出它們之間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在古人那裡，只是國家與國家間的組合，而不是超國家、跨國家、非國家組織之間的垂直、平行和交叉組合⑦。

　　這三種古人無從想像的力量的出現，已使今天的戰法，除了不變的原理外，從技術手段到實際運作都發生了革命性變化。「國家＋超國家＋跨國家＋非國家」的嶄新模式，將從根本上改變戰爭的面貌和結局，甚至改變戰爭自古以來天經地義的軍事性本質。這種不僅是以國家力量而是以組合超、跨、非三種力量去解決衝突或進行戰爭的方式，我們統稱為超國家組合。從已有的成功範例中可以預見，超國家組合將是今後時代，一個國家在更大範圍內，謀求實現國家安全目標和戰略利益的最有力武器⑧。

　　【⑥戰國時期的「合縱」（六國聯合抗秦）「連橫」（秦聯一或數國攻擊他國的聯盟），即為國與國聯盟的範例。（《戰國策注釋》，中華書局，1990年，P4）】

　　【⑦當代的超國家組合，不只是國家組織與國家組織之間的組合，它還包括了國家與跨國甚至非國家組織的組合。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可以看到某些國家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對沖基金的默契配合。】

　　【⑧布熱津斯基在其新著《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中，為世界安全開出新的處方，建立一個「跨歐亞的安全體系」，這個體系以美國、歐洲、中國、日本、俄羅斯、印度等國為核心。且不論布氏的處方是否有效，但他至少指明了一條與我們相同的思路，在更大範圍內解決國家安全問題。卡爾·多伊說，「國際組織往往被視為引導人類走出民族國家時代的最佳途徑」，一體化的首要任務就是「維持和平」。（見《國際關係分析》，世界知識出版社，P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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