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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十年雜文(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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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中文橫寫時,應該從左到右,或從右到左的純文化問題,警備司令部也磨刀霍霍。中文橫寫,天經地義的,應該從左到右,因為漢文單字,就是從左到右寫的,從來沒有人從右到左。當漢字堆積成文章時,當然也應該從左向右。如果從右到左,不但無法控制字與字間的距離,而且,手腕也會把你右邊寫的字,擦成一團。不幸的是,共產黨在大陸不但實行簡體字,還從左到右橫排,於是,凡是主張從左到右橫排的人,都是共產黨的同路人。 我終於發現政治上改革之所以困難,全由於文化上的惡質發酵。因此我不斷呼喊,企圖使醬缸稀釋,才能解除中國人心靈上滯塞的困頓之情。後來,我才知道,我這份盼望社會進步的沉重心態,正是把我自己綁赴刑場的鐵鍊。 十年雜文期間,除了在《自立晚報》「倚夢閒話」專欄外,稍後也在《公論報》辟「西窗隨筆」專欄。這兩個專欄的內容和形式一模一樣,雖然這兩份報紙的發行量不大,但在白色恐怖時代,影響卻立竿見影。 除了執筆為文外,我還被邀到國立臺灣藝術專科學校兼任教授,教「文學概論」,使我不得不閱讀一些文學理論方面的書籍。當時我已經出版了十本小說,卻直到教文學概論的時候,才知道什麼是小說,和小說應該怎麼寫。但我也發現,理論對創作並沒有太大幫助,而只對欣賞有幫助。這時我對雜文的運用,已較熟練,漸漸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文體。當然也受到過挫折,例如,我用第一人稱的時候,除了「我」以外,還不時的自稱「柏楊先生」和「柏楊先生暨夫人」,以及「我老人家」等等。有一次,編輯會議上,有位元記者廖素雯女士要求報社用行政力量,制止這種不倫不類、自高自大的寫法。 十年雜文,是我有生以來,從沒有過的、這麼長期的安定日子,因為倪明華和我逐漸建立起一個平靜的家。婚後第二年,明華生了一個女孩,命名佳佳。在這之前,所有的孩子早和我疏遠,現在女兒成了我唯一的親情慰藉,從她呱呱墜地那一天起,每一聲哭啼,都牽動我的心肝。從她身上,我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個小女孩,還看到另外兩個女兒,和兩個兒子,這些是終生無法挽回的椎心之痛,也是任何一個婚變後,不能撫養子女、身為父母的哀情。作父母的可以暫時忘記兒女,但不能永遠忘記;不能無時無刻的思念兒女,但會終生不斷思念。只有一個方法可以使自己獲得小小的平安,那就是把對所有孩子的愛,全部傾瀉到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現有孩子身上。八歲前的佳佳,眼中也只有爸爸,平日爸爸陪她玩,陪她鬧,被她當馬騎。 終於,等到佳佳要上幼稚園的前一天,她背上給她新買來的小書包,興奮的在客廳裡走來走去。可是,當幼稚園報名的時候,卻因為出生日只差幾天,而被學校拒收。我跑到學校去找那位女老師理論,所謂理論,是我事後敘述時的文明語言,實際上是去吵架。吵架當然沒有效果,差幾天就是差幾天,所以只好拜託擔任家長會長的任顯群先生從中關說,才報得上名。報名那一天,正好遇到那位吵架的老師,她冷笑說:「這麼美麗的小姑娘,怎麼有這種兇惡的老爸,真是奇怪!」 既然誇我女兒漂亮,所以雖然咬定我兇惡,我也樂於接受。考試那一天,我比當初考大學時還要緊張,坐立不安,像只猴子般走來走去,一直等到佳佳大大方方走出來,表情上一點都不畏縮,我迎上去,抱起她問:「考得怎麼樣?」 五歲的女兒回答說:「一百分!」 我高興得手舞足蹈,一百分是一個滿分,一定可以考取。想不到聽來聽去,似乎所有的孩子都考一百分,這才覺得有點不妙,趕緊再去找那位吵過架的女老師,陪笑問她:「我女兒考得怎麼樣?」 她大概看出我的迫切和恐慌,直接告訴我說:「考取了!」 接著又把前面說過的話,顛倒過來重複一遍:「這麼兇惡的老爸,怎麼會生那麼美麗的女兒?」 第二天,我送佳佳上學,看她進到小小教室,臨窗坐下。剎那間,坐在那裡的,似乎就是城城,當年,我送他上國語實驗小學,城城比較膽小,他的眼睛一直望著守在窗外的爸爸,等我一轉身離開時,他就在教室裡大哭,我只好折回來陪他,這樣多少天之後,城城才能夠適應。而垣垣上幼稚園時,我卻不在一旁。現在,從佳佳小臉蛋上,看到她兩位哥哥的笑容,感覺到這世界是那麼樣的難以兩全。 佳佳不僅僅喜歡聽我為她說故事,還喜歡父親身上的煙味。每天下班回來,她就要攀著膝蓋爬到身上,從前胸嗅到後背,從後背嗅到頭頂,說:「爸爸身上煙味真好聞!」 這也成了我拒絕戒煙的最大理由。 倪明華因我的關係,學業中斷,我不願她為此抱憾終生,千方百計,甚至半強迫的,在佳佳三歲那一年,終於把明華送到中國文化大學就讀。每天晚上,明華去學校上課,家中只剩下一對父女,大書桌旁就放著一張特製的小書桌,供佳佳坐在那裡做功課,當小學一年級開始寫字的時候,看她把那複雜艱深的漢字一個個塞入小小的方格子裡,我深為難過。不久,佳佳跟孫觀漢先生的小女兒孫世鐘——與佳佳同歲,書信來往。看到孫世鐘用英文寫的信,感覺出來漢字給中國孩子的沉重壓力,我當時就想,如果中國文字不改革,單單漢字的學習壓力,就會使人筋疲力竭。 雜文十年所以成為美好的十年,另一個原因是,這十年中,我結下了很多人生中最難得的幾樁友誼。有一天,忽然接到寄自美國匹茲堡大學的一封信,這是跟孫觀漢先生生死相交的開始。孫先生是物理學博士,曾出任國立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研究所所長,建立中國第一座教學用的原子反應爐,因此,後來被尊為「中國原子科學之父」。他對我的稱讚和期許,使我虛榮心大增,好像我真的有他所說那麼偉大。幸好,虛榮心大增了一陣子之後,我開始警覺到,如果再繼續大增,我會毀滅。 孫先生二十四歲即到美國,娶了一個碧眼黃髮的美國女子為妻,生下二男一女,但當他有一天在那溫暖的家庭中,發現包括他自己,以及兒女在內,都在用英語思考、用英語交談的時候,油然生出故國之思。他要再一次看看中國字、聽聽中國話(不過,孫先生濃厚的紹興腔國語,常成為周圍女性朋友嘲笑的對象)。恰好,梅貽琦先生出任清華大學校長,他偕夫人隨梅貽琦回台。當他寫信給我時,他已返美,我們通信頻繁,卻一直沒有見過面。 又有一天,我接到一封筆跡秀麗的信,結下第二樁永不磨滅的友情,那就是當時還沒有結婚的陳麗真,臺灣彰化人,高中畢業就考上鐵路局的列車小姐。她的國語和孫先生的國語成尖銳對比,清澈悅耳,字正腔圓,她和當時的男朋友商量後,決定寫信給我,並來家中拜訪,從此成為通家之好。 陳麗真是一個深情的女孩,她的愛情生活對她而言是一場惡夢,我入獄前就不斷的調停她和男友之間的爭執吵鬧,不是男友悲悲淒淒來找我,就是麗真哭哭啼啼來找我,我成了他們訴苦的對象。我入獄後,他們終於結了婚,卻成為文學家筆下那種典型的怨偶,在他們生下一個男孩之後,終於仳離。麗真也寫了不少短文,可是那種奇特的不安寧家庭生活,根本不是一個創作的好環境。 我後半生的朋友,幾乎全來自我的讀者,結交過程相差不多,先是通信,再見面聚會,最後往往成為互相扶持的知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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