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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十年雜文(2)

　　二是，中文橫寫時，應該從左到右，或從右到左的純文化問題，警備司令部也磨刀霍霍。中文橫寫，天經地義的，應該從左到右，因為漢文單字，就是從左到右寫的，從來沒有人從右到左。當漢字堆積成文章時，當然也應該從左向右。如果從右到左，不但無法控制字與字間的距離，而且，手腕也會把你右邊寫的字，擦成一團。不幸的是，共產黨在大陸不但實行簡體字，還從左到右橫排，於是，凡是主張從左到右橫排的人，都是共產黨的同路人。

　　我終於發現政治上改革之所以困難，全由於文化上的惡質發酵。因此我不斷呼喊，企圖使醬缸稀釋，才能解除中國人心靈上滯塞的困頓之情。後來，我才知道，我這份盼望社會進步的沉重心態，正是把我自己綁赴刑場的鐵鍊。

　　十年雜文期間，除了在《自立晚報》「倚夢閒話」專欄外，稍後也在《公論報》辟「西窗隨筆」專欄。這兩個專欄的內容和形式一模一樣，雖然這兩份報紙的發行量不大，但在白色恐怖時代，影響卻立竿見影。

　　除了執筆為文外，我還被邀到國立臺灣藝術專科學校兼任教授，教「文學概論」，使我不得不閱讀一些文學理論方面的書籍。當時我已經出版了十本小說，卻直到教文學概論的時候，才知道什麼是小說，和小說應該怎麼寫。但我也發現，理論對創作並沒有太大幫助，而只對欣賞有幫助。這時我對雜文的運用，已較熟練，漸漸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文體。當然也受到過挫折，例如，我用第一人稱的時候，除了「我」以外，還不時的自稱「柏楊先生」和「柏楊先生暨夫人」，以及「我老人家」等等。有一次，編輯會議上，有位元記者廖素雯女士要求報社用行政力量，制止這種不倫不類、自高自大的寫法。

　　十年雜文，是我有生以來，從沒有過的、這麼長期的安定日子，因為倪明華和我逐漸建立起一個平靜的家。婚後第二年，明華生了一個女孩，命名佳佳。在這之前，所有的孩子早和我疏遠，現在女兒成了我唯一的親情慰藉，從她呱呱墜地那一天起，每一聲哭啼，都牽動我的心肝。從她身上，我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個小女孩，還看到另外兩個女兒，和兩個兒子，這些是終生無法挽回的椎心之痛，也是任何一個婚變後，不能撫養子女、身為父母的哀情。作父母的可以暫時忘記兒女，但不能永遠忘記；不能無時無刻的思念兒女，但會終生不斷思念。只有一個方法可以使自己獲得小小的平安，那就是把對所有孩子的愛，全部傾瀉到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現有孩子身上。八歲前的佳佳，眼中也只有爸爸，平日爸爸陪她玩，陪她鬧，被她當馬騎。

　　終於，等到佳佳要上幼稚園的前一天，她背上給她新買來的小書包，興奮的在客廳裡走來走去。可是，當幼稚園報名的時候，卻因為出生日只差幾天，而被學校拒收。我跑到學校去找那位女老師理論，所謂理論，是我事後敘述時的文明語言，實際上是去吵架。吵架當然沒有效果，差幾天就是差幾天，所以只好拜託擔任家長會長的任顯群先生從中關說，才報得上名。報名那一天，正好遇到那位吵架的老師，她冷笑說：「這麼美麗的小姑娘，怎麼有這種兇惡的老爸，真是奇怪！」

　　既然誇我女兒漂亮，所以雖然咬定我兇惡，我也樂於接受。考試那一天，我比當初考大學時還要緊張，坐立不安，像只猴子般走來走去，一直等到佳佳大大方方走出來，表情上一點都不畏縮，我迎上去，抱起她問：「考得怎麼樣？」

　　五歲的女兒回答說：「一百分！」

　　我高興得手舞足蹈，一百分是一個滿分，一定可以考取。想不到聽來聽去，似乎所有的孩子都考一百分，這才覺得有點不妙，趕緊再去找那位吵過架的女老師，陪笑問她：「我女兒考得怎麼樣？」

　　她大概看出我的迫切和恐慌，直接告訴我說：「考取了！」

　　接著又把前面說過的話，顛倒過來重複一遍：「這麼兇惡的老爸，怎麼會生那麼美麗的女兒？」

　　第二天，我送佳佳上學，看她進到小小教室，臨窗坐下。剎那間，坐在那裡的，似乎就是城城，當年，我送他上國語實驗小學，城城比較膽小，他的眼睛一直望著守在窗外的爸爸，等我一轉身離開時，他就在教室裡大哭，我只好折回來陪他，這樣多少天之後，城城才能夠適應。而垣垣上幼稚園時，我卻不在一旁。現在，從佳佳小臉蛋上，看到她兩位哥哥的笑容，感覺到這世界是那麼樣的難以兩全。

　　佳佳不僅僅喜歡聽我為她說故事，還喜歡父親身上的煙味。每天下班回來，她就要攀著膝蓋爬到身上，從前胸嗅到後背，從後背嗅到頭頂，說：「爸爸身上煙味真好聞！」

　　這也成了我拒絕戒煙的最大理由。

　　倪明華因我的關係，學業中斷，我不願她為此抱憾終生，千方百計，甚至半強迫的，在佳佳三歲那一年，終於把明華送到中國文化大學就讀。每天晚上，明華去學校上課，家中只剩下一對父女，大書桌旁就放著一張特製的小書桌，供佳佳坐在那裡做功課，當小學一年級開始寫字的時候，看她把那複雜艱深的漢字一個個塞入小小的方格子裡，我深為難過。不久，佳佳跟孫觀漢先生的小女兒孫世鐘——與佳佳同歲，書信來往。看到孫世鐘用英文寫的信，感覺出來漢字給中國孩子的沉重壓力，我當時就想，如果中國文字不改革，單單漢字的學習壓力，就會使人筋疲力竭。

　　雜文十年所以成為美好的十年，另一個原因是，這十年中，我結下了很多人生中最難得的幾樁友誼。有一天，忽然接到寄自美國匹茲堡大學的一封信，這是跟孫觀漢先生生死相交的開始。孫先生是物理學博士，曾出任國立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研究所所長，建立中國第一座教學用的原子反應爐，因此，後來被尊為「中國原子科學之父」。他對我的稱讚和期許，使我虛榮心大增，好像我真的有他所說那麼偉大。幸好，虛榮心大增了一陣子之後，我開始警覺到，如果再繼續大增，我會毀滅。

　　孫先生二十四歲即到美國，娶了一個碧眼黃髮的美國女子為妻，生下二男一女，但當他有一天在那溫暖的家庭中，發現包括他自己，以及兒女在內，都在用英語思考、用英語交談的時候，油然生出故國之思。他要再一次看看中國字、聽聽中國話（不過，孫先生濃厚的紹興腔國語，常成為周圍女性朋友嘲笑的對象）。恰好，梅貽琦先生出任清華大學校長，他偕夫人隨梅貽琦回台。當他寫信給我時，他已返美，我們通信頻繁，卻一直沒有見過面。

　　又有一天，我接到一封筆跡秀麗的信，結下第二樁永不磨滅的友情，那就是當時還沒有結婚的陳麗真，臺灣彰化人，高中畢業就考上鐵路局的列車小姐。她的國語和孫先生的國語成尖銳對比，清澈悅耳，字正腔圓，她和當時的男朋友商量後，決定寫信給我，並來家中拜訪，從此成為通家之好。

　　陳麗真是一個深情的女孩，她的愛情生活對她而言是一場惡夢，我入獄前就不斷的調停她和男友之間的爭執吵鬧，不是男友悲悲淒淒來找我，就是麗真哭哭啼啼來找我，我成了他們訴苦的對象。我入獄後，他們終於結了婚，卻成為文學家筆下那種典型的怨偶，在他們生下一個男孩之後，終於仳離。麗真也寫了不少短文，可是那種奇特的不安寧家庭生活，根本不是一個創作的好環境。

　　我後半生的朋友，幾乎全來自我的讀者，結交過程相差不多，先是通信，再見面聚會，最後往往成為互相扶持的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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