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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被俘(1)

　　我在救國團有我的天地，除了上班時間以外，都在寫我的小說。長篇小說集《蝗蟲東南飛》，中篇小說集《莎羅冷》，短篇小說集《秘密》《怒航》《兇手》《掙扎》，都在五〇年代出版。也就在這個時候，開始有了小小的名聲，受到文壇重視。那個時代，因為出版的困難，出名反而比較容易。

　　當時全國本來只有一個文藝團體——中國文藝協會，可是它一開始就被少數幾個人把持，不肯放手，於是引起了窩裡反，以馮放民、劉心皇、王臨泰三位先生為首的一群作家，宣告脫離，在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支持下，成立了「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真正領導人是救國團文教組組長包遵彭和副組長楊群奮，我則是負實際工作責任的總幹事。擔任總幹事最大的好處是，使我認識了五〇年代大多數作家。

　　當總幹事還有好處，當時臺灣不但對外封閉得像一個鐵桶，對內也很少旅遊，只有中國青年寫作協會會員不斷組團作環島訪問，這在當時是一個石破天驚的行動。而更石破天驚的是，還組團分別訪問金門和馬祖兩個軍事重地，每一次都由救國團出面向海軍總部申請一艘登陸艇，由海總在坦克艙搭起床鋪，這不是一個普通民間團體所可以辦得到的。

　　另一個好處是，每年暑假救國團都舉辦暑期學生戰鬥訓練，在各式各樣的戰鬥訓練營中，特別成立一個戰鬥文藝營，這個營就交由青年寫作協會主辦，我自然是主角。文藝營普通分為四組：小說、詩歌、戲劇、文藝理論。

　　——後來，我離開救國團，尤其是入獄以後，所有該會的歷史文獻，對我都一字不提，手法乾淨俐落，態度嚴峻，就好像俄共之對付託洛斯基、中共之對付陳獨秀。即令是圖書上，遇到作者是我時，「郭衣洞」也會被刪去「郭」字，成為「衣洞」。

　　救國團的工作雖然使我有所收穫，但有時候也受到岐視。有一次，《自由中國》雷震先生邀請幾位朋友到他家後院喝下午茶，來賓中一位是臺灣大學教授殷海光先生。殷海光是誰，我那時還不清楚，殷海光當然更不知道我，但他一聽到救國團幾個字，立刻露出不屑的面孔，態度傲慢。我總認為教授氣質應該有相當涵養，春風化人才對；直到很久以後，我才知道殷海光所以有那樣的態度，是他把我歸了「異類」的緣故。

　　救國團上自蔣經國，下到每一位職員，都把《自由中國》視為寇仇。有人警告我，不要再和雷震他們來往，但我不能接受，因為內心裡喜歡並且尊敬雷震先生，從不覺得和《自由中國》來往，是一種背叛團體的行為。當救國團發動四面八方圍剿《自由中國》時，我沒有寫一個批評的字。不過我卻在《自由中國》寫過一篇短篇小說《幸運的石頭》，描述一個人一輩子靠運氣，而不是靠能力，步步爬上高位。

　　這篇小說寫得並不好，但是卻被認為諷刺某些人物，就有人打小報告說：我在東北陷入解放軍之手時，曾被俘擄，而且被關到集中營受過訓。當時流傳著這麼一個故事說，蔣中正在總統府召見重要將領，張飛進見，警衛說，你是行伍出身，沒有學歷，不行。諸葛亮進見，警衛說，你有民主思想，不行。馬超進見，警衛說，你是地方軍閥，不行。關公進見，警衛說，你被俘過，不行。袁世凱進見，警衛不認識他，問他說：「你是誰？」袁世凱回答說：「我是袁大頭。」警衛驚喜說：「袁大頭？走後門！」

　　被俘這項流言的誣陷，是我中年以後的巫蠱。我無法證明我沒有被俘過，而且，主要的是，沒有人要我證明，即令我可以提出證明，也不知道向誰提出。巫蠱是看不見摸不著，但卻是無所不在的病毒，被咬過的人，才知道它的厲害。假證件的事，那是自己真正的作偽，不是別人誣陷，賴上帝的保佑，終於過關；可是「被俘」突然現身，緊緊的抓住我，我不知道怎麼擺脫。

　　有一天，文教組長包遵彭先生把我叫到房間，鎖上房門，嚴肅的問說：「我們是老同學、老朋友，東北撤退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發生了什麼事？」

　　「有人檢舉你在東北被共匪俘擄過，還在集中營受過訓。」

　　我跳起來，大聲說：「我沒有被俘過，也沒有受過訓。這消息是哪裡來的？」

　　「消息來源當然不能告訴你，反正有人檢舉。」

　　「我要面見主任（蔣經國）解釋，這是從沒有的事。」

　　包遵彭立刻緊張，用力握著我的手，說：「天老爺，你千萬不能向主任作任何反應。懂嗎？我們是老同學、老朋友，我才這麼坦率的告訴你。本來只教我暗中調查，並沒要我通風報信。主任如果問你怎麼知道有人檢舉你，你怎麼回答？」

　　我目瞪口呆。

　　「千萬不能對任何人講，」包遵彭說，「不但害了你，也害了我。如果你說是我告訴你的，我會當場否認。」

　　「那我應該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一切謹慎就是，不要得罪人。」

　　不久之後，主任秘書李煥先生也把我叫去，談一些公事後，輕描淡寫的問了一句：「怎麼有人說你在東北被俘過？」

　　我重複一遍向包遵彭說過的話，李煥也用包遵彭同樣的話，囑咐我謹言慎行。

　　這種千鈞壓力，每隔一段時日，當我心情正要恢復平靜之際，總要重演一次，然後原樣結束。最無奈的是，我還被嚴厲的告誡，不准向任何人提起。

　　後來我才知道，「被俘」是一個嚴重的罪行，最高可以判無期徒刑。我陷在五裡愁霧中，日夜忐忑不安。

　　一九五〇年代末期，國際上流行一種稱為「年會」的學術會議（不是年度性質的會，而是專題性質的會，像國際物理年會、國際地球年會）。救國團在一九五八年冬天，在風景明媚的日月潭，舉辦「中國青年文史年會」，其實就是一個以大專學生為主的冬令營。就在年會上，我認識了靜宜英語專科學校（後來改為靜宜大學）的學生倪明華，這是我一生中，又一次被切成兩段，一切歸零。愛情足以使年輕人著迷，但對中年以上的人來說，只不過一句虛話；尤其是男人，事業居於無可動搖的第一位，愛情不過逢場作戲。可是，對我不然，這一場愛情，使我跟永培仳離，和整個社會作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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