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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救國團(2)

到救國團後，《自由中國》對國民黨的抨擊更加激烈。有一次，發表了《那是什麼東西》一文，質問學校旗竿頂端的國旗下面，另外還有一面綠旗，它是什麼？蔣經國為此大為震怒，因為那正是救國團的團旗。在每個星期三上午，由蔣經國主持的團務會報上，他嚴厲的對與會的幹部說：「你們一定有朋友在《自由中國》，我命令你們告訴他們，他們這樣做是反動的，要自負後果。」 　　我當然不會把這些話轉告，不願因我傳話使雙方面的敵意更為增加，可是心裡同情《自由中國》。 　　團旗事件後不久，爆發了另外一個重大的「祝壽專號」事件。 　　蔣中正大概是世界上最喜歡慶祝生日的一位政治領袖，五十歲生日的時候，還在南京的國民政府就發動了獻機運動，所獻飛機排一個中文的「五十」二字，在天上飛翔，報上註銷照片。到了臺灣，每逢他生日那一天，都要舉辦一次祝壽活動，所有的媒體像從一個模子裡澆出來的：刊出「普天同慶」、「薄海歡騰」標題。最有趣的是，蔣中正一面欣賞部屬為自己祝壽，一面又下一個「手諭」，交給中央社送各媒體發表，手諭上說：「聽說要為我祝壽，值此國難期間，實不可行，希望轉告各級單位，確切遵照。」 　　大意是這個樣子，原文已不記得。結果是祝壽場面越來越熱鬧，花樣也越來越令人歎為觀止。在臺灣這個小島上，已聽不到任何追究大陸失守責任的聲音，而只有眾口一辭的讚美民族復興的救星，蔣中正自己也終於相信這一些都是真實的。 　　一九五六年十月，全島各機關學校已經開始籌備慶祝領袖華誕，蔣中正忽然頒發一道命令，像古帝王「徵求直言詔」一樣，要各方面不要顧忌，儘量對政府提出批評。 　　一個民主國家的元首，永遠不會下達這種要人民批評的命令，因為輿論每天都在批評。由這項命令，可看出蔣中正的心理狀態，和當時輿論窒息的程度。非常巧合的是，就在蔣中正先生要求人民批評的同時（或許稍後），大陸上另一位英明領袖毛澤東先生，也用同一手法，引蛇出洞。 　　《自由中國》服從蔣中正的命令，出版了一本厚厚的「祝壽專號」，惹下大禍（不過，感謝上帝，比起冒犯毛澤東那種大禍，《自由中國》可以說是個幸運兒）。國民黨發動四面八方全方位圍剿，胡適建議蔣中正應該總攬大局，不必在每一件小事上分心，也就是提議分層負責、信任專家。國民黨抨擊胡適包藏禍心，目的在剝奪領袖的權柄，使領袖成為無權無能之輩。另一是《自由中國》主張推行民主政治，建立法律尊嚴，要求給人民一個明確的言論軌道，國民黨抨擊這是一種可怕的「思想走私」。 　　國民黨自從撤退到臺灣，一提起共產黨就心膽俱裂。蔣經國接管情治系統後，有監於過去潛伏的共產地下黨的氾濫，更變得歇斯底里。那時候有一部蘇菲亞羅蘭和馬龍白蘭度合演的電影，最後，男主角拿破崙退到一個島上，蘇菲亞羅蘭給他送換洗的衣服，相當轟動。而在一次團務會報上，蔣經國嚴肅的詢問大家看過沒有，大家說看過。 　　「那麼，」蔣經國問，「說說你們對這部片子的意見。」 　　沒有一個人敢開口，因為不知道他的意思何在。這在官場上是一個重要的法則，當你不知道頂頭上司是什麼意思的話，千萬不要發言。當你被逼非發言不可的時候，那就要看你的聰明了。於是，逼到最後，大家只好講演技、景色、音效。蔣經國臉上逐漸露出厭煩，他說：「你們完全沒有深度，沒有政治警覺。」 　　在大家驚愕的眼神中，他繼續說：「這明明是諷刺我們，諷刺我們退到一個小島上，孤立無援。只剩下一個女人給我們送來破舊的衣服。」 　　第二天，場場爆滿的電影就突然下片。這是我第一次從高階層那裡得到啟示：越是有權柄的人，他的神經繃得越緊，盲點也越多。當時，我幾度想報告說：「這部片子是我們退到臺灣以前拍的，與臺灣毫無關聯。」 　　但我已經感覺到，蔣經國對任何逆耳之言，都聽不進去。 　　在救國團期間，我也有兩件一生中難得遇到的順心事。第一件是，我終於拿到東北大學畢業的合法證件。在這件事上，我深深感謝共產黨。我得到消息，載運教育部所有檔案的那艘軍艦，從南京開往臺灣，一出長江口，就改變航道，向北行駛，投共去了。換句話說，教育部現在根本沒有開除我的檔案，而只有一九四六年一本畢業生的名冊，所有申請頒發畢業證書的同學，一律得到一份下列樣式的證件：「經查東北大學一九四六年畢業生名冊中，確有某某某，特此證明。」 　　這真是上帝創造世界以來最大的喜訊，可是我仍不敢親自去教育部申請，因為被開除的那件事，一度轟動天下，尤其高等教育司，我不敢面對那種尷尬而且足以壞事的場面。於是我用「信海」戰術，每月寫一封信到高等教育司，高等教育司那些官員雖然每個人都知道我這個學生是被開除學籍的，可是他們苦於沒有證據（證據在可愛的共產黨那裡，高等教育司總不能找兩個同學證明我被開除吧）！ 　　連續寫了五個月的信，並揚言要向監察院和法院告狀，高等教育司才不得不發給我一張教育部證明的大學畢業證件。不過，等我有了這個證件之後，才發現沒有這個證件也行，因為忽然之間，我又收到國立政治大學發給的另一份畢業證書。講起來真是傳奇，因為蔣經國的當權，中央幹部學校畢業的學歷，也被政治大學接受，而「青幹班」又是中央幹校的第一期，就像拖油瓶似的拖到政治大學，成為他們的畢業生。 　　其次一件順心的事，就是我被聘到成功大學教書。我在瀋陽時，曾在遼東文法學院當過副教授，當時不覺得什麼，現在卻是一個有利的經歷，使我躍躍欲試，心想，能再到大學教書該多好！ 　　當時成功大學校長閻振興先生是我的前輩，看我是救國團高級職員——副組長的份上，要我去教「三民主義」，我沒聽清楚教什麼，就一口答應，聽清楚了後，雖然想不教三民主義都不可能了。在那個以工科為主的大學中，我總不能去教平面幾何吧！可是，我對外又不好意思說教三民主義，當有人問我教什麼時，我總是支支吾吾說教《詩經》。一位朋友曾因此預言說：「老郭，你的前途，就到此為止。」 　　「為什麼？」 　　「你明明說謊，又沒有說謊的本領——一說謊就結結巴巴的人，沒有前途！」 　　不過，我確實教過《詩經》，不過只有兩個小時，是代同事上課。事後，我非常佩服自己的膽大，什麼都敢教，說不定那一天回到百泉初中教算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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