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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逐出學校(1)

我自認小時候是一個壞孩子，因為我沒有受過什麼家庭教育，沒有累積下教養，個性又十分頑劣，使我無法成為一個馴服的乖乖牌小白兔。我喜歡看的武俠小說，恰好和我潛意識中的反抗性格結合。現實生活中，除了挨打外，沒有享受到多少溫暖，只有一次，是在開封，當我十歲的時候，一位同班女同學，送給我一個用泥捏的風箱玩具，大概有一個大人的大拇指大，用墨塗得黑黑的。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擁有的玩具，放在口袋，放在床頭，想著那位女同學，可是我的膽量忽然小起來，不敢和她講話，直到回輝縣前夕，卻把它弄丟掉了。但那個女孩子的印象並沒有丟掉，一直留到現在。 　　後來，到了輝縣小學五年級，那時候的女生幾乎都比我大，而且沒有開封的女生那麼清秀，我自然和她們玩不在一起，不但玩不在一起，反而幾乎天天發生衝突，隨時都在吵架。前面坐的是一位女生，我總是把毛筆放在桌邊，使毛筆頭露出半截，那女生往後一靠，一定沾一背墨，她總是大叫：「我非告你不可！」 　　「非者，不也，」我說，「非告就是不告！」 　　結果當然是告了，告給侯老師，每一次都挨一頓手板。 　　只有一位女同學，個子小小的，纖巧玲瓏，坐在第一排，和秦鼐同桌，秦鼐就是前述那位父親向侯萬尊抗訴的同學。這個可愛的小女生，名叫鄧克保，卻是一個男生的名字，我一直想找機會和她講話，但她從來不理我這個野男生。 　　秦鼐和鄧克保兩位同桌的小朋友，命運似乎都不太好，聽說秦鼐在考取大學後過世，鄧克保小學畢業後也過世了，不知道害什麼病。四十年後，我在臺北《自立晚報》連載報導文學《異域》時，就用鄧克保做筆名，並成為小說中以及電影中男主角的名字。這本書使我和鄧克保一直結合在一起，她是我唯一記得的童年女伴，不，是童年女同學，僅僅是女同學，因為我們從來沒有講過一句話。假設這是一場美麗的戀愛的話，大概就是我的初戀吧！ 　　輝縣雖然是我的故鄉（老家），可是我卻像是一個流浪天涯的孤兒，繼母在父親離家出走後，也跟著回到開封，輝縣偌大的庭院中，只剩下同樣孤苦的三個人，一個是我自己，一個是跟僕人沒有什麼分別的貧寒表嬸，另一個就是日夜呼痛、哭訴無門、六親無靠的姥姥。事後回想，發現我的家道就在這個時候迅速中落，距鴉片戰爭約五十年，鴉片的劇毒開始侵入我們這個小康之家，使我們這個剛脫離農村、躍升到都市、新興的小資產階級，從吸第一口鴉片開始，不到四年（我在輝縣縣立第一小學和百泉初中那段日子），迅速的接近赤貧。我並不知道這個經過，但在輝縣一連幾進的深宅大院，除了我住的那一進院子和靠後門的那個菜園以外，全都被父親賣掉，而後門也就成了大門。 　　我當時的年齡還不能直接感覺到家庭的衰敗，但從表嬸給我的伙食錢，只能夠參加蘿蔔團，不能參加白菜團，才有貧寒的感覺。凡是參加蘿蔔團的同學，多少都會受白菜團同學的輕視或欺侮，不知道這是一個文化現象，或是個別的氣質，有錢的大人固然看不起他的窮朋友，有錢人家的小孩似乎也同樣看不起他貧苦的小朋友。不知道學校為什麼設立這樣強烈對比的伙食團（故事總是重演，十年以後，我在四川省三台縣的東北大學念書，學校裡，也設立了兩個伙食團，一個是四川同學的吃肉伙食團，一天三頓全是白米飯而且有肉，另一個是外省同學設立的靠教育部貸金為生的吃菜伙食團，早上吃稀飯，一個月吃不到兩次肉），這對窮孩子的自尊是一個很大的傷害，我們於是乎經常採用暴力——打架、罵粗話、跟老師對抗等等手段，來平服自己內心的自卑，我是這個族群中最出名的一員。 　　我的功課之糟，是「天下」皆知的事，但最初行為還有一些大城市文明的痕跡；後來，這些文明的痕跡一點都沒有了，我想到的，除了玩，還是玩。第一個最大的志願就是想當一個籃球健將，可是我籃球卻打得不好，得不到體育老師的賞識。雖然我非常努力地練習，但班隊、校隊，全沒有我，我就省吃儉用，自己買了一件背心，到裁縫店，前邊縫上「泉中」二字，背後縫上一個「二」字（本來想縫上「一」字的，但我很謙虛，所以只縫上「二」字，表示校隊的二號人物）。平常不敢穿，只星期天或星期六下午才敢穿。而那個時候，卻沒有籃球可玩，籃球都鎖在訓導處的櫃子裡。無可奈何，只好去偷，偷到了後，就在球場上，投一次籃又投一次籃，然後回到城裡冷清的家，當然順便也把籃球帶到家裡玩。 　　四十年後，在北京遇到同班同學——後來當了中共高幹、而又退休了的朱光弼。朱光弼詢問我偷球的技巧為什麼那麼高竿，因為我偷了幾次球都順利的得手，有一次，朱光弼跟我一塊去偷，忽然門鎖響動，我飛快逃掉，朱光弼卻被捉住，挨了一頓揍。 　　騎腳踏車是那個時候學會的，游泳也是那個時候學會的，當然是狗爬式。狗爬式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非常消耗體力。有一天，一群同學到百泉湖去玩，有人提議游泳。那時候輝縣還沒有「游泳」這個名詞，所謂游泳，當時稱為「洗澡」或「浮水」。一個年長的同學問我：「你會不會？」 　　我逞能說：「當然會！」 　　當我隨大家撲通撲通像鴨子一樣亂七八糟從岸上跳下去之後，一股刺骨的冷冽，使我覺得不妙，遊不了一分鐘，就渾身癱軟了，身子忽然下沉，而腳卻接觸不到湖底，心裡更加驚慌，喝了一口水，叫不出來呼救的聲音，被旁邊一個同學發現，抓住我的頭髮拉到岸邊。這是我一生中遇到的第一次自找的「天災」。如果那一次淹死了，天下最歡喜的，恐怕就是繼母。 　　我在百泉初中橫衝直撞，就在二年級末期，校長梁錫山老師，為了提升學生們的程度，規定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照常上課，全體學生都要留校而由老師們義務為大家補習。這種循循善誘的情誼，在以後多少年的日子裡，一想起來就深為感動，可是那個時候年齡還小，不能領會善良老師的苦心，而且，我的基本性格也在成長中逐漸顯現出來。星期天本來是應該玩的，為什麼不准玩？而且我爭的也不一定是玩，而是對這種無理的壓力有強烈的反彈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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