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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


  但是,羊欲靜,而狼不休,這條規律仍然支配著世界。正當遼國農業越來越興旺的時候,生活在松花江黑龍江流域的遊牧民族女真族迅速崛起。為了擺脫遼國對女真的殘酷壓迫,女真領袖完顏阿骨打率領強悍的女真騎兵像狼群一樣猛攻遼國,很快佔領遼國大片國土,並建立金國。後來用了20年,到金太宗時,金國就滅掉了大遼國。連半羊半狼的大遼國都擋不住金國兇猛的狼性騎兵,那麼此時早已成為富裕軟弱的「文明羊」的北宋就更無招架之力了。

  「文明羊」的頭羊宋徽宗,已經「文明」到成為中國傑出的畫家的地步,尤擅長花鳥工筆,比繡女繡的還要柔軟。金太宗具有狼王的洞察力,他馬上就看透了宋朝的羊性。金軍一滅掉大遼,不待休整,迅速揮師南下,嚇得宋徽宗立即退位,讓位給兒子趙桓,也就是宋欽宗。這是中國兩位最腐敗無能的皇帝。第二年金兵再攻宋朝,軟弱的宋軍如羊見狼,兵敗如羊跑。開封幾乎是開城迎敵,使金兵輕易佔領開封,俘虜徽、欽二帝,國庫珍寶被掠空,後宮幾千佳麗被擄往北國荒原,充當奴俾妓妾。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發達的生產力、最先進的火藥武器、最智慧的《孫子兵法》的北宋,幾乎不戰而敗,兩年而亡。當時的北宋幾乎什麼都不缺,惟一缺少的就是「脊樑」——剛強的民族性格。

  北宋的「靖康恥」是華夏漢族最最恥辱的一頁,甚至比滿清末期的喪權辱國還要可恥。至少滿清還敢跟列強打幾仗,周旋幾十年,而且也沒有退位給列強。一個民族如果不把強化民族性格作為最基本的國策方略,無論經濟文化有多發達,人口和軍隊有多龐大,其結局必定重蹈「北宋」的覆轍。

  幸虧,中國當時遠離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如果金兵是當時高級文明的軍隊,那華夏民族很可能就被改字、改文、改種、改信仰了。西域民族原來是信仰佛教的民族,後來不是被強悍的伊斯蘭改得脫胎換骨了嗎?而這也與宋朝無力收復西域脫不了干係。

  隨著華夏民族農耕性的增長,華夏民族性格日趨孱弱,大片國土丟失,華夏的首都也從接近遊牧區的地方向純農耕區敗退,從西北退向東南,越退越軟,越軟越退。從秦漢隋唐時期的長安,退到東漢西晉的洛陽,又退到北宋的開封,最後一直退到南宋的南京和杭州。杭州是當時中國民風溫柔的靡靡歌舞之鄉,它竟然成為漢族大宋朝的最後國都。如果一個民族只有發達的腦和手,而沒有堅硬的脊樑,那也只能成為民族中的無脊椎軟體動物。軟弱無能的南宋最後只得向兇狠頑強的蒙古王朝獻出傳國玉璽,舉國投降。此種北強南弱的局面一直到近代西方文明狼的經濟、科技和思想輸入南中國以後,才得以根本改變。

  中唐以後,中國的經濟重心已由北方移到南方。而唐末五代時期,北方的經濟遭到大破壞,南北差距更加懸殊。南方漢族國家的強大經濟實力,並不能彌補民族性格上的軟弱。那裡的帝王早就在「春花秋月」,「雕欄玉砌」和江南水鄉中軟掉了骨頭。因此,受過狼性格輸血的北中國再次輕鬆滅掉或收降南部漢族國家。李後主、吳越王等國君主紛紛敗亡投降。春秋漢唐時期南中國的那種「力拔山兮,氣蓋世」,「三千越甲可吞吳」,「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民族氣概和性格蕩然無存。長期的農耕環境和儒教終於徹底教化和軟化了沒有草原的南中國。

  陳陣繼續講:宋朝是漢族國民性格質變的轉折時期,除了歷史種種不利因素的積累以外,宋朝對漢族性格的轉換還有著兩個關鍵而特殊的作用:

  首先,北宋無力收回漢唐原有的廣大草原國土。大宋大宋,實際上它的疆土連漢唐時期的一半還不到。它的北面是包括華北北部和蒙古草原的幅員萬里的契丹遼國。它的西面是驃悍的黨項西夏和羌族土蕃。它的西南面是白族的大理國。這種局面導致了嚴重後果。本來,從炎黃到漢唐,華夏一直擁有北部和西北的大片草原牧區,它具有製造強悍性格的造血功能,歷史上廣闊草原為華夏民族培育了無數強兵猛將和傑出帝王。古言道:「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宋史·李綱傳》也說:「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漢唐時期,中國雄才大略的帝王之所以大力經營西域,緊緊抓住西北草原不放,就是深深懂得這片草原維繫著中華文明的根,而遊牧精神和性格則是支撐中華的脊樑。漢唐時期那種半農半牧的國土和經濟基礎,是華夏民族維持半狼半羊性格的命脈。而軟弱無能的宋朝無力收復華夏西北的命脈草原牧區,就對漢民族的性格最終轉換起到了致命的影響。

  其次,宋朝「理學」的盛行。由於宋朝的華夏只剩下純農耕的國土,中國儒教的這棵大樹被純農耕土壤滋養得越發農耕化,並發展得越來越極端,宋朝「理學」的出現,把早期儒家中含有的遊牧遺風、雄健向上的精神大大消弱,卻加強了壓抑閹割民族性格的「新精神」。最致命的是提出「存天理,滅人欲」,三綱五常是天理,必須用「天理」來滅除人欲。對狼性和狼欲就更得斬盡殺絕,火燒沉塘。只有堵了狼的路,才能邁得開羊的步。理學把漢民族壓制調理得像家畜牛羊那樣馴服聽話,任勞任怨,使得漢族宋朝的生產力大發展,還製造出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最具威力的火藥武器:火銃、火箭、火蒺藜、霹靂炮、突火槍等等。但是仍然彌補不了華夏民族迅速軟化和羊化的性格缺陷。

  歷史證明一個民族要想復興和富強,必須發展生產力,但是絕不能「惟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是振興民族的基礎,但還不是基礎的基礎。必須把培育強悍進取的民族性格和發展生產力同時並舉,這才具備民族騰飛的兩個翅膀。

  到宋朝,在性格上,純農耕的華夏漢族終於由漢唐時期強悍的「文明狼」轉變為軟弱的「文明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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