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圖騰(188)_薑戎

一八八

　　唐朝之所以能達到中國古代文明的輝煌頂點，根本原因就在於它使草原民族勇猛進取的性格和農耕民族的儒家精華相結合。只可惜，中國農耕土壤太廣闊太深厚，李世民「華夷平等」卓越的思想，很快就被華夏強大而狹隘的農耕意識和儒家正統思想所扼殺。後來，支撐華夏民族活命的新鮮血液，仍然是草原民族用武力強行灌輸進來的。但是，由於漢族農耕病體已趨嚴重，以後無論怎樣輸血，都輸不出漢唐盛期的豪邁強悍的民族風骨來了。「東方睡獅」正是從中唐以後開始進入漫長的冬眠狀態的，而華夏廣袤農田就是它舒服沉睡的「軟榻」，儒學則是使它久睡不醒的「催眠曲」和「安眠藥」。

　　從安史之亂開始，一直到五代十國的200年裡，重又軟化羊性化下去的華夏民族，又陷於大混亂之中。從此，華夏的農耕民族走向漫長的下坡通道。雖然，也出現過幾次小高峰，但總的下降趨勢已不可逆轉。華夏文明和華夏國土的延續和保持越來越依賴於草原民族。

　　雖然整個農耕民族在軟化，但是炎黃先祖的狼性血液的遺傳，和遊牧民族的不斷輸血和混血，在華夏廣大的農民中仍然保留了一些強悍的種子。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就是農民中狼性好漢率領的反抗。但是農民起義只是改朝換代的工具，一旦起義成功，也不能為新王朝增添多少新東西和新血液。唐末的黃巢農民大起義，作為漢民族一次民族復興的重大行動，並沒有成功。究其原因，農民起義是農耕土壤中生長出來的「農副產品」，農耕王朝所具有的性格軟弱性的局限它也不可能避免，能避免的只是極少數。雖然黃巢起義大軍攻打王朝軍隊勢如破竹，還殘忍愚昧地焚毀了古代中國最為氣勢恢宏的長安城。但是，它還是被唐政府借來的、名不見經傳的西突厥沙陀族騎兵消滅了。這是因為被輸血者總比不過輸血者身心強健。漢唐以後，華夏農耕民族無論是政府軍還是農民起義軍與遊牧民族的騎兵交戰總是敗多勝少。

　　到五代十國，北中國又陷於狼性遠遠大於羊性的大動盪時代。北方五代梁唐晉漢周之中，後唐、後晉、後漢都是西突厥沙陀族政權。同時並存的強大遼國，則是鮮卑後裔契丹族建立的遊牧民族國家。

　　西元960年，趙匡胤不費吹灰之力，忘恩負義地篡奪後周周世宗打下的中原江山之後建立了北宋。北宋初期借助五代時期遊牧民族的輸血，還有些生氣。但是，宋太祖已沒有漢武帝和唐太宗的「文明狼」的銳氣了。宋太宗兩次北伐都被契丹遼國打得慘敗。可是他收拾南方的漢族國家，卻易如反掌。

　　中唐以後，中國的經濟重心已由北方移到南方。而唐末五代時期，北方的經濟遭到大破壞，南北差距更加懸殊。南方漢族國家的強大經濟實力，並不能彌補民族性格上的軟弱。那裡的帝王早就在「春花秋月」，「雕欄玉砌」和江南水鄉中軟掉了骨頭。因此，受過狼性格輸血的北中國再次輕鬆滅掉或收降南部漢族國家。李後主、吳越王等國君主紛紛敗亡投降。春秋漢唐時期南中國的那種「力拔山兮，氣蓋世」，「三千越甲可吞吳」，「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民族氣概和性格蕩然無存。長期的農耕環境和儒教終於徹底教化和軟化了沒有草原的南中國。

　　陳陣繼續講：宋朝是漢族國民性格質變的轉折時期，除了歷史種種不利因素的積累以外，宋朝對漢族性格的轉換還有著兩個關鍵而特殊的作用：

　　首先，北宋無力收回漢唐原有的廣大草原國土。大宋大宋，實際上它的疆土連漢唐時期的一半還不到。它的北面是包括華北北部和蒙古草原的幅員萬里的契丹遼國。它的西面是驃悍的黨項西夏和羌族土蕃。它的西南面是白族的大理國。這種局面導致了嚴重後果。本來，從炎黃到漢唐，華夏一直擁有北部和西北的大片草原牧區，它具有製造強悍性格的造血功能，歷史上廣闊草原為華夏民族培育了無數強兵猛將和傑出帝王。古言道：「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宋史·李綱傳》也說：「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漢唐時期，中國雄才大略的帝王之所以大力經營西域，緊緊抓住西北草原不放，就是深深懂得這片草原維繫著中華文明的根，而遊牧精神和性格則是支撐中華的脊樑。漢唐時期那種半農半牧的國土和經濟基礎，是華夏民族維持半狼半羊性格的命脈。而軟弱無能的宋朝無力收復華夏西北的命脈草原牧區，就對漢民族的性格最終轉換起到了致命的影響。

　　其次，宋朝「理學」的盛行。由於宋朝的華夏只剩下純農耕的國土，中國儒教的這棵大樹被純農耕土壤滋養得越發農耕化，並發展得越來越極端，宋朝「理學」的出現，把早期儒家中含有的遊牧遺風、雄健向上的精神大大消弱，卻加強了壓抑閹割民族性格的「新精神」。最致命的是提出「存天理，滅人欲」，三綱五常是天理，必須用「天理」來滅除人欲。對狼性和狼欲就更得斬盡殺絕，火燒沉塘。只有堵了狼的路，才能邁得開羊的步。理學把漢民族壓制調理得像家畜牛羊那樣馴服聽話，任勞任怨，使得漢族宋朝的生產力大發展，還製造出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最具威力的火藥武器：火銃、火箭、火蒺藜、霹靂炮、突火槍等等。但是仍然彌補不了華夏民族迅速軟化和羊化的性格缺陷。

　　歷史證明一個民族要想復興和富強，必須發展生產力，但是絕不能「惟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是振興民族的基礎，但還不是基礎的基礎。必須把培育強悍進取的民族性格和發展生產力同時並舉，這才具備民族騰飛的兩個翅膀。

　　到宋朝，在性格上，純農耕的華夏漢族終於由漢唐時期強悍的「文明狼」轉變為軟弱的「文明羊」。

　　然而，北宋還是得到了一個長達160多年的穩定和繁榮。但是這不是因為它自身強大，而是由於強敵契丹遼國發生了民族性格上的重大轉換。遼國在宋朝建立之前的十幾年，佔領了華北幽雲十六州的漢族農業區。此後，它的農業開始大發展，並向東北黑土地延伸。經過幾十年的墾殖，以至於農業在遼國經濟中的比例越來越重，大量牧民漸漸變成農民。這樣一個原來純粹的遊牧民族國家漸漸便成了以一個農業為主的半農半牧國。於是，農耕軟化民族性格的鐵律，也對契丹遼國發生強烈作用，契丹族的狼性性格也開始軟化。在蕭太后時期，遼宋兩國簽訂「澶淵之盟」的不平等和約。宋朝每年向大遼國巨額進貢，宋真宗稱蕭太后為叔母。但長期的戰爭基本停止，兩國「和平友好」，兩國放心睡大覺，兩國在安逸的農耕環境中雙雙繁榮和軟化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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