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53)_柴靜_學達書庫

五三

　　第十二章新舊之間沒有怨訟　唯有真與偽是大敵

　　一天傍晚時分，史努比打來電話：「吃飯？」

　　「行。」我說，「我請你，正打算下樓吃呢。」

　　他順竿上：「不成，你做。」

　　我氣笑：「憑什麼呀，只有速食麵。」

　　「不行。」

　　「那就下掛麵。」

　　「掛麵成。」

　　朋友太老就是這樣，連理都不講。

　　只好去超市，買只魚頭、料酒、一袋木耳，走到市場買點紅尖椒，又返回身買了兩隻絲瓜與青椒。下完面，炒只蛋放在裡面，再拍根黃瓜。

　　他靠著門看，又伸手在灶上一抹。我從鍋裡拿剁椒魚頭，白他一眼：「你再戴個白手套擦擦。」

　　他嘿嘿一笑：「怕你這兩年忘了生活。」

　　吃完飯，我倆喝茶。他帶著一點認真的苦悶，說看一本雜誌每期的最後幾頁,都很受刺激。那裡的文章寫自己父輩，大都說父母儘管清貧，但是一生正直什麼的，告訴了自己什麼樣的人生道理。

　　他說自己的父親也老了，卻是個不反思的紅衛兵，老了對保姆還不好。他跟老朋友說話沒有遮掩，帶著困惑還有心酸：「難道就我爸跟別人不一樣？」

　　我跟他說，恐怕是媒體選擇的結果吧。七八年前看北京電視臺一個談話節目。一個小姑娘跟她的父親，談父女之間的溝通問題。談到快一半，現場的嘉賓和觀眾就開始勸這個姑娘了，說你父親是何等不易，你怎麼能只看他的缺點呢，他養你這麼多年你要尊敬他如何如何。女孩一直聽著。後來她說了一句話：「我到這兒來就是來談我倆之間的問題的，你這節目如果是非要聽我跟我爸怎麼好的，我也能給你談成五好家庭。」說完站起來走了。

　　陳虻有次罵人，就是罵這種選擇。

　　記者拍了個片子，說一個中學老師辭掉工作，在家裡收留了一些有智力障礙的孩子，為他們釘作業本，判作業，帶他們去吃麥當勞，把家裡床鋪都騰出來讓他們住。片子做得很動情。

　　陳虻說，他被那個釘作業本的動作弄得挺感動，但隱隱覺得不太對勁，就問記者：「這老師收錢嗎？」

　　記者說：「兩萬到三萬一年。」

　　他算了一下，收留四個孩子的話，怎麼算一年也有十萬塊，刨去給他們的花銷還能掙幾萬塊錢，遠遠高於他在學校當老師的收入。「當我不知道這樣一個事實的時候，那個釘作業本的舉動讓我感動，當知道的時候，我覺得那叫省錢。」

　　他接著問：「你為什麼不告訴觀眾他收錢？誰教給你的？你明明知道為什麼不告訴觀眾？」

　　記者沉默不語。

　　他後來說：「其實誰也沒教給他，但是在意識當中我們所拍的片子就是要歌頌一個人物，對這個人物有利的要描寫，對這個人物所謂不利的就要免去，這就是一種觀念，一種意識。」

　　陳蛇說得對，但是，「誰教給你的」，這話問得，好像他是外星人。

　　他不管這些，不問你的成長史，也不同情你，只像把刀一樣，紮進人腦子，直沒人柄。

　　審個片子，他罵：「你是機器人嗎？」

　　等你改完了，抖抖索索給他看，他看完溫和地說：「你這次不是機器人了，你連人都不是，你只是個機器。」還引申：「你們老說想去表達自己的思想，老覺得誰誰限制你們表達思想。我想問問，你有思想嗎？你有什麼思想我請問？真讓你開始去想的時候，真讓你拿出自己對問題看法的時候，你能有看法嗎？」

　　錢鋼老師是另一種風格，不訓人，也不指點人，只是不論誰做得好，他總能看在眼裡。

　　我跟他哭訴，說自己除了課本，只看過言情小說，腦中空空，敲一下都能聽到回聲。

　　他樂了，說不用急，好香是熏出來的。他寫的《唐山大地震》,從來沒要求兒子去看，連當中文章被收入香港學生的教材，他都覺得不安：「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需要強求，更不要變成強制。」

　　他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文化密碼，在一定年紀的時候，自然會啟動。

　　我苦著臉：「可我都這麼大了。」

　　他笑，問：「你多大？」

　　「七六年的。」

　　他說七六年他二十三歲，去唐山採訪大地震，寫了一首詩，大意是：大娘坐在那裡，路邊架著鍋，正在烙餅，她的麵粉是從山東送來的，鍋是從遼寧送來的，煤是從山西來的，油是從河南來的，全國人民都在關心唐山，在大媽的鍋裡，你看到了階級友愛。

　　意思是，誰都有過年輕時候認識的局限。

　　我說那怎麼辦，我腦袋裡舊思維習慣改不了，新的又不知道怎麼形成。他只說，你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看歷史。

　　我不明白，我最痛苦的是怎麼做新聞，為什麼讓我去看歷史？

　　他說：「你只管用力把一個人、一件事吃透了，後面的就知道了。」

　　過了幾年，唐山地震三十年，我想去看看。孫冰川總監一開始沒批這題，我理解，這種題不好做，收視也好不到哪兒去，還麻煩。

　　但我也說不上來為什麼，拿著報題單又去了他辦公室。他在接電話，揮揮手讓我找個地兒坐，過了一陣子，抬頭看我愣愣地拿張紙還站著，歎口氣，伸手把紙接過去簽了。

　　後來有同行採訪我：「你向台裡報這個題時，是受什麼驅動？」

　　我說：「三十年發生了不少事兒，我也三十了，就覺得這是我的歷史，想知道。」

　　她問：「那時候你應該是山西一個不滿周歲的小女孩吧？怎麼會覺得這事兒跟你有關係呢？」

　　我跟她說：「我們會在『九·一一』時做那麼多報導，那是另一個民族的災難，為什麼對於我們自己的災難反倒漠視呢？這一點我不明白。」

　　她問：「那你以前為什麼沒這個想法？」

　　我被問愣了一下：「到了這個年齡，像有什麼東兩扯著你一樣往回望。」

　　錢鋼帶我去看唐山當年的空軍機場，現在已經殘破不堪。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淩晨三點四十二分，相當於四百枚廣島原子彈威力的裡氏七點八級大地震，在距地面十六公里處爆發。百萬人口的工業城市瞬間摧毀，二十四萬人遇難。這個機場是幾乎所有倖存者通往外界的希望，從市區到這裡九公里的路上，車運的、走路的、抬著擔架的……有人是用手摳著地上的石頭，一點一點爬來的，地震發生時，很多人來不及穿衣服，有老婦人赤裸著身體，只能蹲著把一塊磚擋在身前。

　　一天裡，人們把衛生隊附近一個發綠的游泳池的水都喝幹了。

　　當年的女醫生現已六十多歲，比劃給我看：「從你坐的地方，往北四裡，往西四裡，全是人，躺在雨裡，地上不是雨，是血水。走路的時候探著人過去，會動的是活人，不會動的就是死了。」

　　她白大褂下擺被染成了紅色，是被傷患和他們家人的手拽的：「醫生，救救……」最後一瓶氧氣，她給一個傷患用上。回來的時候，發現氧氣瓶周圍躺了六個人，每人鼻子裡一根導管，都接在瓶子上，也不知道哪兒找來的。

　　我上中學的時候，家裡有一本借來的《唐山大地震》。有個細節多年不忘，當時沒有麻藥，一位女醫生給一個小男孩用刷子把頭皮裡的沙子刷出來。這個女醫生就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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