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54)_柴靜_學達書庫

五四

　　「四十分鐘。」她說，「沒有燈，用手電筒照著做的。」

　　她一邊掉眼淚，一邊用刀背刮那些結了血痂的淤泥。每刮一下，小男孩的手和腳就抽搐一下。六歲的小男孩，一滴淚也沒掉，不斷地念語錄：「下定決心，排除萬難，不怕犧牲……」

　　這些年，她一直惦記著他，想見他一面：「就想看看他的頭皮好了沒有，留沒留疤。」但是，當年這裡的人，都沒有名字，沒有照片。當時不允許拍攝任何影像資料，尤其是傷亡的人，醫生也不能告訴家人這裡的情況，「這是機密」。火車路過唐山，必須放下窗簾。

　　我問她是否把地震往事告訴她的後代。她說沒有。

　　我問：「那到您孫女這一代，還會記得麼？」

　　頭髮花白的老醫生搖搖頭。

　　「您不怕被遺忘嗎？」

　　她反問我：「不記得的事情多了，大饑荒你知道多少？反右你知道多少？」

　　我沒說話。

　　她一笑，把話收住了。

　　我採訪了一位攝影師，他是地震後唯一可以用相機自由拍攝的人，拍了一千多張，其中一張很著名，是孤兒們在火車上吃紅蘋果，孩子們都笑著。

　　他說其實當時車站上滿滿都是人，四千兩百多個孤兒，每個孩子頭上都別著小布條，布條上是遇難的父親和母親的名字。月臺上拉著抱著的都有，哭聲震天。

　　我說：「那些照片我可以看看嗎？」

　　他說：「……不知淹沒在哪些底片裡了，從沒拿出來過，我只拿出了笑的這張。」

　　我問，是不讓拍麼？

　　他說不是：「是我自己當時的世界觀。」

　　「這個世界觀是什麼？」

　　「就是要正面報導地震。」

　　「你遺憾嗎？」

　　「遺憾，因為災難更應該反映的是人的本質。」有記者看完這段採訪，問我：「吃蘋果的孤兒的照片也是真實的，為什麼沒有直擊人的內心？」

　　我說：「那個刷頭皮的小男孩的細節之所以讓人記了很多年，那個醫生對他的情感之所以顯得那麼真實，是因為小男孩承受了極大的痛苦，是因為他的堅忍。西藏人有句話說，幸福是刀口舔蜜。唐山首先是個刀口，如果刀口本身的鋒利和痛感感覺不到，後來的蜜汁你吮吸起來也會覺得少了滋味。」

　　地震三十年，有一個唐山當地媒體組織的災民見面會。我原以為錢鋼老師會反感組織起來的聚會，但他沒有。他見到當年的人，擁抱著，大力拍他們背。大家坐了一排，挨個按要求發言，到他發言，就誠懇地說兩句。

　　可是我和老範有點犯愁，這種形式感太強的見面會，左繞右繞也繞不開安排的痕跡，要不要拍？如果拍了，怎麼能用在片子裡？只好作罷。

　　事後卻後悔。

　　陳虻說過一個事兒。有個片子記錄山東最後一個通電的村子，拍完編導回來說：「陳虻，抱歉，片子沒拍好。」

　　他說：「為什麼？」

　　編導說：「因為當天來了另一個電視臺，非要『擺拍』。比如說農民家裡白紙裹的那種鞭炮，只有半掛了，一直烤在爐臺上，捨不得放，就等著通電這天。結果這些當地電視臺的不幹，覺得這不夠氣氛，愣要給人家買一掛紅鞭炮，讓農民拿一竹竿挑著、舉著，他們就拍。農民被他們擺佈得已經莫衷一是，不知道該怎麼弄，整個人的狀態都不準確了，所以我們沒有拍好。」

　　陳虻聽完說：「你為什麼不把擺拍新聞的過程拍下來呢？」

　　大家都愣一下。

　　他說：「在認識這個事件的時候，有一個干預它的事件發生了，但你原本可以通過拍攝它，看到這背後更深刻的真實，你失去了一次認識它的機會。」

　　見面會上，有位元高位截癱的女性被介紹是身殘志堅的典型。會後錢老師帶我們去了她家。

　　採訪時，我才知道，地震後她脊髓斷裂，定下婚約的戀人離開，她嫁給了另一位殘疾人，醫生說她不能生孩子，但她決定當一次母親——「我要奪回地震從我身邊奪走的一切」……小孩生下來了，但不到三個月就夭折了，之後她三年沒出門，把自己囚禁在家裡。

　　見面會的當天，是當年她兒子夭折的日子。現場需要的，是一個抗震救災的典型，她說：「無法表露一點哀傷。」

　　我以為她會憤怒或者難受，但沒有。她拿出當年寫的書，說在那個年代她也曾經塑造過自己，捏造過情節。她在書裡寫，地震之後，哥哥看到她被壓在木板下面動不了，卻沒救她，而是先去救別人。她疼得撕心裂肺，她哥哥卻在救完三個外人之後才來救她……但真實的情況是，她哥哥當時非常著急，和別人一起把她抬上了擔架。

　　她拿出書來給我看，不掩飾，也沒辯解。

　　去唐山之前，我對這段歷史瞭解很少，我是帶著逆反、帶著「認識歷史，吸取教訓」的預設去的。但她是活生生的人，一邊把頭髮編成辮子，一邊帶著點羞赧問我：「這樣上鏡行嗎？」我端詳一會兒，把口紅給她，讓她塗上一點。我問她採訪前要不要先去上個廁所，她挺平靜地說：「癱瘓後小便失禁是感覺不到的，常常是褲子尿濕了才知道，來不及，只能在輪椅裡坐深一些。」

　　罪是她受的，但她沒有痛恨過去，連底掀翻。她一直留著七十年代與戀人的通信，怕這些信腐壞，就把信剪下來貼在本子裡，在旁邊手抄一遍，這樣想看信的時候，就不必翻看原件了。十年前她與戀人重見，男人看到她坐在輪椅上的模樣，放聲痛哭，她反過來安慰他。三十年來，她承受這一切，就像接受四季來臨。

　　採訪這樣的人，如果只是為了印證自己已經想好的主題，這個主題不管多正確，都是一種妨害。談了一個多小時後，她說：我接受了這麼多採訪，但我從來沒這麼談過。

　　我只是一直在聽而已，聽我從沒經歷過的生活。

　　她說地震後躺在地上，天上下著雨，她渴極了，張開嘴，接雨水喝。她的手碰到一條大腿，還以為是死人呢，沿著那條腿往上摸，摸到腰上才發現是自己的身體，腿已經沒有任何知覺。她抬頭看四周：「我覺得我已經破碎了，和唐山一樣。整個都拾不起來了，我後來所做的不過是把我一點點撿回來然後拼湊在一塊，跟唐山一樣。」

　　我小臂上全是碎雞皮疙瘩，就像那雨水也澆在我的身上。

　　唐山的節目播了。有記者問我：「這樣的節目有什麼呢？不過是把我們對災難的想像具體化了。」

　　我說：「錢鋼在八十年代已經意識到文學的本質是人，災難的本質就是災難。過了二十年，我們又重新回到這個軌跡上。換句話說，錢鋼在八十年代所做的那些努力，放到現在也並不奢侈。」

　　還有人在節目留言裡問我：「有那麼多人民更關心的事，為什麼要做陳年的舊事？」

　　是，土地拆遷，醫療事故，教育腐敗……哪一項都是「人民」更現實更切身的問題。為什麼要去掀動陳舊的歷史？

　　很多人也問過崔永元這問題。

　　二〇〇八年，他離開了新聞，去做口述歷史的工作，訪問當年參加過抗日戰爭的中國老兵。走之前給我打過一個電話，說：「這時代太二，我不跟了。」

　　有一年他去日本NHK電視臺，密密麻麻的中國影像資料。操作的小姐問他看什麼？他說看東北。問東北什麼，他說看張學良，「張學良調出來了，最早的是九·一八事變三天后的九月二十一日，三十分鐘，張學良的演講。我記得很清楚，裡面說了一句，委員長說，兩年之內，不把日本人趕出滿洲，他就辭職。這是張學良演講裡說的，我當時很受刺激。」

　　他的刺激是，我們也是電視工作者，但沒有這樣的資料，「而且這三十分鐘拿回來，誰也不會把它當回事」。

　　他跟我說：「是林語堂還是陳寅恪說的，這個民族有五千年歷史，非常了不起。他說，不管怎麼個混法，能混五千年就了不起。我覺得他一針見血。這個民族淺薄，沒有文化，不重視歷史。我說這個話根本就不怕得罪誰，就這麼淺薄。」

　　中國這些參與歷史的人很多已死去，有的正在老去，正在失去記憶。「不能再等了。」他說。

　　他做歷史：「《論語》都是孔子死三百年以後才成書的，已經都不對了，再心得一遍，不知道說的是誰的事。我們做口述歷史這件事，就是直接聽孔子說……世世代代老聽心得，進步速度會非常慢。」

　　他採訪的是參加抗日戰爭的國共老兵，題目叫《我的抗戰》，「我們總說國家要體面，如果生活在這個國家的每一個人都灰頭土臉的，我不相信這個國家會體面。所以我建議多用『我的』，少用『我們的』。」

　　二〇一〇年我主持《我的抗戰》發佈會時，他已經採訪了三千五百個人，有時候一個人採訪一個多月，一百多盤帶子。收集的口述歷史影像超過了兩百萬分鐘，收集的紀錄影像也超過兩百萬分鐘，收集的歷史老照片超過了三百萬張。兩年花了一億兩千萬，這些錢都是他自己籌來的，到處找，「最感興趣的投資人是我們抗戰的對手，日本人。」

　　底下人笑。

　　我說：「很多人覺得這些事應該是搞研究的人來幹。」

　　他一笑，多麼熟悉的嘴角一彎：「他們在評職稱，還有更緊要的事。他們評完職稱也會想起來幹，不著急，誰想起來誰幹。」

　　有一位電視臺的同行，站起來請他談一些對當下電視臺紀錄片的看法。

　　「我對電視臺的使命和節目編排沒有什麼想法，我也不願意想，因為那樣可能會耽誤我幹正事。我有那個時間，就能多採訪一個人，多整理一些材料，這樣可能更有功德。我現在想，我二〇〇二年為什麼得病，就是老想不該想的事，現在為什麼快樂，就是不想那些事，只想怎麼把該做的事情做好，這一點可能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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