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40)_柴靜_學達書庫

四〇

　　在家悶著。台裡給我開了一個兩會的博客，我看看留言。一個出生在貧閑家庭的人，母親有精神病，不能幹活，父親把他帶大，九五年，他高中畢業，放棄上大學，打工賺錢，在城市基本安了家，把父親也接來。日子還沒過上多久，父親就得了重型肝炎，可以換肝，醫生說手術的成功率是八成，就算他借到二十萬元的手術費，就算手術成功，以後的幾年中，每個月還得準備八千元護肝費。

　　他寫：「面對巨額的手術費，我眼睜睜地看著把父親從中山三院接回了老家，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一號的早上，當護士拔去父親手上的針頭的那一刹那，我的眼淚幾乎可以說是爆發出來的。為了不讓父親看到我痛苦的樣子，我幾乎咬破了嘴唇，目的就是要止住淚水。」

　　他說：「現在，我得了一種恐懼症，總是做噩夢，人也變得很壓抑。一是想到在父親面對死亡的時候，自己的無助，我就自責、內疚。二是恐懼要是哪一天自己得了病，留給家人的恐懼和無助。這個病，我們老百姓實在是得不起呀！！！」

　　三個驚嘆號後，他說：「柴靜，祝你家庭幸福，工作順利。」

　　回去我跟領導商量：「能不能換個方式做兩會，比如從我家的社區說起？」

　　領導同意了。

　　我們站在社區門口，機器架起來，有點尷尬，路邊剃頭的白大褂師傅從眼鏡上挑眼一看，把手裡的頭一按，繼續理。賣彩票的大姐把採訪車拍得啪啪響：「往那邊停，那邊停……什麼兩會不兩會？別攔著我做生意。」

　　樓上的大哥帶著他家的薩摩耶犬從我身邊過，我攔著他，他笑：「說這有用麼？」

　　「不說肯定沒用，你說是吧？」

　　大哥呵呵一笑搖頭走了，倒是雪白的薩摩耶熟稔地站下，等著我摸它頭。

　　賣煎餅的胖大姐一向待我熱絡，我奔著她去了，頭一次見大姐扭捏：「嘿你這姑娘，兩會這麼大的事兒，我能說麼？」攝像機一架，她對著煎餅攤的玻璃用手指扒了幾下頭髮，說得我們關不了機：「哎我那孩子，學校收費太貴……」她一開腔，曬太陽的老太太們都圍過來了，一人一句，說藥費不合理，買菜買得心都疼……保姆小姑娘放下手裡的毛線，探頭看了過來，我樓下租房的小夥子也插話進來：「這房價能說說麼？……」

　　一直到採訪結束，大夥都散了，戴紅袖套的聯防隊大爺還追上來，問我能再對兩會說兩句麼，他要說的是沒人贍養他的事兒，「兩會能不能管？」攝像已經撤了，我手裡只有一個沒線的話筒，但我看著他的神情，說不出拒絕的話，拿著空話筒對著他，讓他說完。這節目在「新聞聯播」裡播了，在節目的結尾，我說：「至於我自己，我對兩會的願望是希望像我父母這樣的人，能更多地從這個社會得到依靠和快樂，因為他們老了，而這個世界上有那麼多像我一樣的孩子。」

　　幾天後我們按慣例跟拍代表們去農村座談。那是京郊條件很好的村莊。不少代表和媒體，大概有三十幾人，都坐在茶几邊上，桌子上整整齊齊放了十個果盤，花生瓜子堆出圓滿的尖兒，男主人穿著毛衣，裡頭打著嶄新的領帶。

　　郭鳳蓮拉著女主人的手：「日子過得好嗎？」

　　我目瞪口呆，這就是她所理解的電視語言——不是她要這麼說話，是她認為電視臺要讓她這麼說，人家坐在那兒也不舒服。申紀蘭從屋子裡出來往外走。我想拉住她問兩句，老太太繃著臉一甩手：「在屋裡拍得還不夠啊。」

　　當記者這麼多年，沒碰見過這樣的情況，是真羞愧。我們索性把機器暫時關了，跟這幾位代表說：「你們是代表農民說話的，可以在我們鏡頭裡說真問題。」

　　郭鳳蓮看了我一眼，遲疑著說了一句：「我是關心……今年給農村的這三千億，這個錢能不能到老百姓手裡？」十幾個村支書本來都在一邊袖著手看，慢慢都走過來了，說：「不要大拆大建」；「不要把管理民主當成是用粉筆在小黑板上寫個錢數」……

　　我看見常青鏡頭搖過去，申紀蘭正在用勁拍郭鳳蓮的肩膀：「鳳蓮，你給老百姓說了實話。」

　　回去車上，常青說：「這個村子不錯，可以在這兒娶個媳婦兒。」我跟他開玩笑：「你可不要顛覆我對你的看法。」

　　他忽然說了一句很有棱角的話：「今天不是一直在顛覆麼？」

　　天安門廣場上記者最多，鏡頭「呼啦」就上去了。

　　我半蹲著找了一條人縫給錄音把線拉著：「從這邊過去。」

　　這時，地方台的同行把他扛著攝像機的同事往後扯了一下：「不要和中央台搶鏡頭。」我來不及阻攔，那位攝像師已經迅速撤到後面了。這樣的話，大概他常常聽到。

　　我惶恐，不光是覺得對不住同行，對自己也沒有任何好處——新聞是爭出來的，如果不必找就有人主動等著你采，不用費力就可以問出答案，不滿意他還可以說第二遍，這種新聞，能有多少價值呢？一個代表被二三十家圍著，來不及辨別哪家時，眾聲喧嘩裡才能檢驗有品質的問題。晚上吃飯的時候，在「新聞聯播」上看到一個我從沒見過的鏡頭，一張臉大概占去四分之三的畫面，是貼得太近造成的，還搖搖晃晃。

　　貼著他臉的是各個媒體的話筒。

　　這張臉是當時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主任林毅夫，在人民大會堂門前，政協會議還有十分鐘就要開幕，他在說：「我的提案是給新農村提供公共產品的問題……」

　　圍著的記者太多，攝像肯定是被推來搡去，因為晃得很厲害。離得太近了，又是廣角，林的臉幾乎是變形的。一塊看電視的同事端著飯碗樂了：「以前聯播可沒這樣的臉。」

　　「新聞聯播」的這條新聞還真不短。

　　電視裡林毅夫正說到：「對農民的房子拆了再建的問題，要聽農民自己的聲音……」

　　辦公室大家都圍上來，看他怎麼說。沒人再管他占滿了螢幕、搖搖晃晃的臉。

　　第四年，我有點不想參加兩會報導了，有媒體採訪我，「你們今年報導哪十大熱點？」

　　我問她：「你記得去年的十大嗎？能說給我聽聽嗎？」

　　她笑：「能記住一兩個就不錯了。」

　　我說：「就像水龍頭一樣，這十天來了我就把它打開，特別繁華，嘩嘩流。開完會一擰，滴水不漏，到明年再來一次，跟去年已經沒關係了。」媒體倒是越來越熱鬧了，但都在新聞發佈會上比誰的衣服顏色鮮豔，能攔住高官問問題，哪兒人多往哪兒去，管這熱鬧是什麼，生怕自己落下。三八節拍點女代表，平常拍點穿得漂亮的少數民族代表，怎麼花哨怎麼來。三千多記者一起，大清晨冷風裡排成一個大方陣，長槍短炮，還有很多人架著梯子站在上頭舉著鏡頭，等著代表委員從車上下來，呼啦啦圍上去，一邊圍一邊有同行低聲問我：「咱們採訪的這人是誰啊？」

　　有天下了雨，政協委員都從北門進了，記者沒法在這個門停車，只能走路到正門。長安街沿線，一會兒一個，連傘都沒有，淋得透濕。

　　第二天是雪，早上洗完頭沒幹透，剛出門，發梢上都是冰淩子。這次車停在廣場西邊，得走過一整個廣場到東門，地上全是水。四百米走過去，鞋和褲腿都濕了。等捂幹了，又得走回去。

　　第三天是風，五六級的風，一冬天也沒那麼冷過。我學了乖，穿上羽絨服和棉鞋，大圍巾裹著臉。回頭跟同事說話，嘴都凍得擰一塊了，張不開。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