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39)_柴靜_學達書庫

三九

　　第九章許多事情，是有人相信，才會存在

　　二〇〇六年二月底，我接到通知，迷迷糊糊去別的部門開會。

　　被驚著了，因為在「新聞聯播」裡要開一個有我名字的專欄，叫「柴靜兩會觀察」。

　　在場有個叫汪汪的姑娘，倔下巴，一叢黑髮又硬又直，大眼睛毒得很，在日記裡記下一小段當時的情況，「柴靜比想像中瘦小，像個初二女生。有人在大聲嚷嚷，很吃驚的樣子：『這麼多人，就為她一人忙活？』她好像完全沒有聽見。『新聞聯播』和央視一套兩會期間同時包裝一名記者，這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做慣了精雕細刻的深度報導的柴靜，知道她要面對的是什麼嗎？」

　　我不記得這些對話，可能聽見了也沒心思想，我發愁的是根本不知道怎麼做兩會。

　　我想按新聞專題的方式做，可兩會不是「新聞調查」，沒條件做深度專題，這次涉及四個部門合作，三十多位元記者同時參與採訪，每個人都有自己跟了多年的地方代表團，各有各的採訪物件和採訪主題，節目很短，一人一句話就過去了，我的存在大概也就是包裝一下節目。

　　我找來老范和老郝，想弄個演播室加些評論內容，但跨部門做事，新部門沒有演播室系統，找人都不知道該找誰，所有的佈景、片子、燈光……全超越常規來做。

　　汪汪的任務是協助我們，她日記裡寫道：「柴和她的夥伴不停地提出要求，設想著更完美的結果，申述著對節目的追求。而我和我的夥伴瞪著熬得通紅的雙眼，不停逼著自己想辦法，求製作部門搬桌子，求電信部門拆機器……我心說：『哪怕你把我們部的辦公室給拆了，也比到處求人好辦。』」

　　老范、老郝是我拉來純幫忙的，我對她們急，又怕她們跟人急，更怕別人對她們急，腹背夾擊，心裡像過了火一樣，乾燥焦黃。

　　好在汪汪人活臉熟，一件件都差不多解決了。臨時演播室就建在新聞直播間的過道裡，台領導審片時經過，路過電線，每人都得局促地停住，小小跳一下。汪汪記錄道：「柴靜不停地說：『怎麼能這樣幹呢？』有人歎了一聲：『貧賤夫妻百事哀。』完工後，柴靜很克制，很客氣，說：『我們能自己幹的自己幹，儘量不麻煩別人。』」

　　我一點都不記得說過這樣的話，也不知道會給別人帶來這樣的感受。那時候滿心裡只有自己要做的事。

　　但這麼做，根本做不下去。

　　汪汪日記裡寫：「面對柴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我不得不一直吿訴她：做不到。」

　　「十分鐘的節目想一以貫之。」——「做不到。必須滿足兩會期間各路代表委員發言露臉的需求，要保證他們的時間。」

　　「想做出深度。」——「做不到。三十多路記者分頭採訪，面是攤得開，深度是不可預知的。」

　　「想事先設計。」——「做不到。做後期節目的人無法安排柴靜的日程表。」

　　「只要我有空我就可以採訪。」——「做不到。採訪線索、採訪物件、採訪路線、採訪設計要靠多個部門共同組成的前期記者團安排。」

　　她繼續寫著：「柴靜忍耐著，沒有流露出不滿。她臉上撲著粉，不，說掛著霜更像一些。她仍然表現出很有涵養的樣子，但是，當一個人表現得很有涵養，其實是傳遞著不以為然的意思。」

　　瞧我當年這後娘臉，這讓人為難都不自知的勁兒，不知道她是怎麼忍過來的。

　　兩天后，我在台東門跟老范、老郝告別：「你們都回去吧，再也別來了。」她倆想說什麼，我止住了：「你們要在，我更不好過，走吧。」加上當天有點夕陽。戰場上掩護戰友先撤似的。

　　日後汪汪說：「你會有那樣的心情，我可能比你自己都先知道。你堅持到生硬的地步，不肯讓自己軟弱下來，對人好又不知道怎麼表現，有的樣子實在是有點可笑呢。」

　　我橫下心，不折騰，一切按慣例來，這樣最簡單，因為我連採訪都不會了。按「新聞調查」的習慣，每採訪一個人，坐下來問個二三十分鐘還問不完。可人家是晚上的新聞節目，只要三十秒的同期，一句話。我這兒問半天，節目根本來不及。

　　後來編導也沒辦法，寫了張紙讓採訪對象念。我握著話筒，站在那兒舉著。

　　拍完了，同事安慰我：「先打一槍，然後再在那個洞上畫一個靶子，效果是一樣的。」

　　我拖著話筒線，蹭著地，踢裡踏拉往回走。

　　常青是我的現場攝像，穿件戶外裝，手裡攥倆核桃，到哪兒都揉著。他不太愛說話，尤其跟女同志，工作拍完完。在街上等車的時候，他大概看出我的沮喪，忽然開口說：「要不送你倆核桃吧，時間長了，磨圓了就好了。」

　　汪汪在日記裡寫：「今天傍晚柴靜完成採訪回來，看見我第一句話問：『你看我是不是成熟多了？』」

　　「我愣了一下：『怎麼了？』」

　　「她不肯說。不說就不說吧。這幾天，柴靜的臉色活泛多了。雖然有時會悄悄地歎氣。但不管什麼情況，跟人說話總是神色和悅，有時還會反過來安慰別人。」

　　她寫：「但我寧可聽別人發火，也不願意聽她歎氣。」

　　我出溜了，放棄採訪，演播室也不弄了，隨同事自己采，我找個人民大會堂的中心位置，對著彩旗昂首闊步錄完一個串場，卸妝回家。

　　回到家，我父母來北京陪我們姐妹一陣子，我跟我爸去給他的電動自行車上牌照，但當時在北京掛牌，發票除外，還要暫住證。我本以為辦暫住證帶上個照片和身份證就可以了。去了才知道，還需要房主的戶口本。可房東住在豐台，去一趟太遠。

　　我爸說：「算了。」

　　我媽說：「還是去吧，聽說零八年外地人沒有暫住證就得被遣送回去。」

　　老頭有點倔：「那我不出門了。」

　　再勸。

　　他起身去臥室了：「我回山西去。」

　　媽在擇韭菜，半天不作聲，忽然說了一句：「其實最怕的是生病，生病以後醫保在家裡，還得回去住院。」

　　我爸老說要回山西，還有一個原因，他不說，但我知道，他總覺得應該再去掙掙錢。

　　在北京工作的外地人都知道，如果不違法違規，要讓父母在北京住，住在老人生活方便點的城區，有一套小點的房子，得多少年。這是身為人子的責任，但父母總覺得孩子的負擔太重，心裡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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