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35)_柴靜_學達書庫

三五

　　第八章我只是討厭屈服

　　陳法慶正在解救一隻倒掛在漁網上的麻雀。

　　他想解開網。母親沖他喊：「不要放，放了又吃果子，掛在那兒還能嚇嚇別的。」一群村裡的孩子，剛剛從地裡挖野菜回來，手裡拿著剪刀。不知怎麼「呼啦」一下進了院子，都盯著那只麻雀。

　　領頭那個個子最大，說「這個好吃」，伸手就去夠。

　　老陳一著急，把網剪破了，把鳥攥在手裡，翻過身，小心翼翼地用小剪子剪去纏在腳爪上的黑色細網。一點一點。

　　小孩不耐煩，伸手來抓。他一揚手，鳥飛了。

　　這個細節，和他有點剃得太光的後腦勺，讓我覺得他像電影裡的憨人阿甘。

　　他是農民，只上過六年學。一九九九年開始，為了村子附近石礦的粉塵和流過家門口的髒水河，先到處投訴，隨後把區環保局告上法庭，再告省政府，接著給人大寫立法建議，最後乾脆自己出錢在《人民日報》打公益廣告，「要感化那些看報紙的公務員，去真正關心環境」。

　　二〇〇六年，我見到他。能證明他富裕過的只是一輛滿是灰塵的奧迪。他準備賣了它，成立個環保基金會。阿甘只是電影裡虛構的人物，但陳法慶有他真實的人生：漏水的房子，生病的妻子，明天一早得補好的漁網，身後沒人跟隨。村裡人都說：「陳法慶給我們辦了不少事。」

　　我問他們：「那這七年裡，村裡有沒有人跟他一起做？」

　　「沒有的。」一個矮矮壯壯的小夥子說，「前年他要我們聯名寫個呼籲，我沒寫。」

　　「為什麼？」

　　他笑一下：「忙生活，忙得很。」

　　「那都是要鈔票的事。」老年人磕磕煙灰，「跟政府打官司，想都不要想哦。」

　　「陳法慶不就在做？」

　　小夥子插句話：「村裡人覺得他就是喜歡多管閒事。」

　　「閒事？這不都是你們每個人的事麼？」

　　「有他做就可以啦。」

　　所以他一個人做，告環保局的官司輸了，告省政府沒被法院受理，寫給人大法工委的信沒有回音。花在廣告費上的錢幾乎掏光他全部家產。陳法慶只說：「到錢花光的那一天，我就停下來。」有次與《半邊天》的張越聊起，她說：「阿甘是看見了什麼，就走過去。別的人，是看見一個目標，先訂一個作戰計畫，然後匍匐前進，往左閃，往右躲，再弄個掩體……一輩子就看他閃轉騰挪活得那叫一個花哨，最後哪兒也沒到達。」

　　郝勁松也剃著一個阿甘式的頭，後腦勺剃光了，幾乎是青的，頭髮茬子硬硬地拱出來。

　　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上午十點零三分，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他坐在原告的位子上開口說話：「審判長，通知我的開庭時間是十點，被告遲到，我是否能得到合理解釋？」審判長看他一眼：「現在你先遵守法庭程式。」沖書記員揮了下手。書記員跑出去大聲叫：「北京地鐵公司！北京地鐵公司！」

　　片刻，兩位男士夾著公事包，匆匆人門，在被告席上落座。

　　雙方目光交匯的一刹那，法庭非常安靜。我明白了郝勁松為什麼說「不管你有多強大，包括一個國家部委，當你被告上法庭的時候，你是被告，我是原告，大家坐在對面，中間是法官。你和我是平等的」。

　　這場官司關於五毛錢。郝勁松在地鐵使用了收費廁所，認為收這五毛錢不合理，把北京地鐵公司告上法庭。他是個普通的學法律的學生，連個律師證都沒有，以「公民」的名義打官司。

　　兩年多，他打了七場──他在火車餐車上買一瓶水，要發票，列車員都笑了：「火車自古沒有發票。」於是他起訴鐵道部和國家稅務總局。

　　「在強大的機構面前人們往往除了服從別無選擇，但是我不願意，」他說，「我要把他們拖上戰場，我不一定能贏，但我會讓他們覺得痛，讓他們害怕有十幾二十幾個像我這樣的人站出來，讓他們因為害怕而迅速地改變。」

　　「錢數這麼小，很多人覺得失去它並不可惜。」我說。

　　「今天你可以失去獲得它的權利，你不抗爭，明天你同樣會失去更多的權利，人身權，財產權，包括土地、房屋。中國現在這種狀況不是偶然造成的，而是長期溫水煮青蛙的一個結果，大家會覺得農民的土地被侵佔了與我何干，火車不開發票、偷漏稅與我何干，別人的房屋被強行拆遷與我何干，有一天，這些事情都會落在你的身上。」

　　「但是一個人的力量能改變什麼呢？」

　　「看看羅莎·帕克斯，整個世界為之改變。」他說。

　　帕克斯是美國的一個黑人女裁縫。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一日，在阿拉巴馬州州府蒙哥馬利市，她在一輛公共汽車上就座。那時，南方各州的公共汽車上還實行種族隔離，座位分為前後兩部分，白人坐前排，黑人坐後排，中間是「灰色地帶」，黑人可以坐在「灰色地帶」，但如果白人提出要求，黑人必須讓座。

　　那天晚上人很擠，白人座位已坐滿，有白人男子要求坐在「灰色地帶」的帕克斯讓座，她拒絕。

　　當司機要求乃至以叫員警威脅坐在「灰色地帶」的黑人讓座時，其他三個黑人站了起來，唯獨帕克斯倔強地坐在原位。

　　如果對方是一個孩子或是老人，也許她會站起來，但這次，四十二歲的她厭煩了所有黑人每天在生活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對待。

　　她說：「我只是討厭屈服。」

　　之後，她因公然藐視白人而遭逮捕。

　　她的被捕引發了蒙哥馬利市長達三百八十五天的黑人抵制公車運動，組織者是當時名不見經傳的牧師馬丁·路德·金，日後他得到「反種族隔離鬥士」和諾貝爾和平獎的榮譽。這場運動的結果，是一九五六年聯邦最高法院裁決禁止公車上的「黑白隔離」，帕克斯從此被尊為美國「民權運動之母」。五十年後，在帕克斯的葬禮上，美國國務卿賴斯說：「沒有她，我不可能站在這裡。」

　　我看馬丁·路德·金傳記才知道，領導民權運動時，他才二十六歲。

　　為什麼是一個年輕人提出了「非暴力抵抗」並且得到了回應？是什麼讓四萬多黑人，在一年多的時間，拒絕乘坐公車以示抗議，毎一天步行外出，忍受著自己體力上的絕大付出？當三K党對黑人的攻擊威脅到人身安全時，以暴制暴按理說是人最本能的反應，紐約的黑人領袖馬克沁·X說：「非暴力是在火藥桶上放上一塊掩人耳目的毛毯，現在我們要把它掀開。」

　　但是大多數人還是忍受著攻擊、毆打、被捕、被潑上一臉的番茄醬，他們不知道自己需要堅持多久，沒有得到任何政治上的承諾，他們不可能嬴得聲名，也不知道能不能有結果。科學家說：「仇恨，是一些初級神經組織，深深棲身于人腦最新進化的外部皮層之下。」可為什麼在一九五五年，他們的選擇並不是最原始的反應方式──忍氣吞聲？或者，戰鬥？焚燒？搶掠？破壞？一九二九年，當馬丁出生的時候，美國黑人的中產階級已經漸漸形成，雖然有很多種族不平等的條規，但是他們享受著憲法所保障的基本自由。馬丁可以在南方的黑人大學裡，讀到梭羅的《論公民的不服從》，在波士頓讀博士前，已經熟悉了甘地「非暴力抵抗」的觀點。

　　再小一些，他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可以與白人孩子一樣，從課本裡讀到《獨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讓與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當一個人的本能要求他逃避或是還手的時候，他能留在原地、忍受著攻擊的前提是，有一個公正的遊戲規則，並且深信對方會回到遊戲規則當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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