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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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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沉默在尖叫 我站在安華的家門口。院子裡碼放著幾百隻空酒瓶子,一半埋在骯髒的雪裡,全是她丈夫留下的。 臥室三年沒有人住了。大瓦房,窗戶窄,焊著鐵條,光進不來,要適應一會兒,才能看見裂了縫的水泥牆。綠色緞面的被子從出事後就沒有動過,團成一團僵在床上。十幾年間,這曾經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生活最隱秘的地方。所有的事情都發生在這裡。 她從不反抗,直到最後一次。 她刺了他二十七刀。卷宗裡說,地上、牆上全是血跡。員警說,死者死的時候還被繩子捆著,「渾身是血,血肉模糊。很多殺人案件,都是一刀致命,像這樣的情況,確實不多見」。他說死者眼睛掙得很大,臉上都是「難以相信」的表情。 風聲讓空屋子聽上去像在尖叫。 在「東方時空」時,我看過法學會的一份報告,各地監獄女性暴力重犯中,殺死丈夫的比例很高,有的地方達到百分之七十以上。每一個數字背後都是人——男人,死了;女人,活著的都是重罪:死緩、死緩、無期、無期、無期…… 這是我心裡幾年沒放下的事。 做完《雙城的創傷》後,我有一個感覺,家庭是最小的社會單元,門吱呀一聲關上後,在這裡人們如何相待,多少決定了一個社會的基本面目。 家庭是人類生活最親密的部分,為什麼會給彼此帶來殘酷的傷害?這是個很常規的問題。但愛倫堡說過:「石頭就在那兒,我不僅要讓人看見它,還要讓人感覺到它。」 我想感覺到人,哪怕是血肉模糊的心。 但安華想不起殺人的瞬間了。「五年了,我也一直在想,但想不起來。」她說,四方臉上都是茫然。 她穿著藍白相間的囚服,一隻眼睛是魚白色,是出事前幾年被丈夫用酒瓶砸的,啤酒流了一臉,「瓶子砸在眼睛上爆炸了,一下就紮進去」,眼珠子好像要掉下來了。 她當時沒有還手。 她被打了二十年,忍了二十年。她說不知道最後怎麼會動手殺人,那二十七刀是怎麼砍下去的,一片空白。「我可能是瘋了。」她說的很平靜。她在法庭上沒有為自己作任何辯護。 村子裡七百多人聯名請求法院對她免于處罰,死者的母親就住在緊挨著他們臥室的房間裡,八十多歲了,為她求情:「她是沒辦法了,沒辦法了呀。」 我問:「他打過您麼?」 老人說:「喝醉了誰也不認,一喝酒,一喝酒就拿刀,成宿地鬧。」 小豆用鐵棍把丈夫打死了,打在腦袋上,就一棍,他連擋都沒擋,大概根本沒想到。 她被判死緩,已服刑八年,但她始終不相信他死了。 她有一張尖細的青白色的臉,眼睛微斜,一邊說一邊神經質地搖著頭:「他不會死的。」 我愣住了:「什麼?」 她說:「他還沒把我殺死。我死了他才能死。我沒死他怎麼能死呢?所以我不相信他會死的。」 她十五歲時嫁給他,相親的時候,他瞪著眼睛看著她:「你嫁不嫁?」她從第一眼就害怕他:「一回到家他就好像審你似的。他不允許我跟任何男人說話,和女的說話也不行,我自己的家人都不允許,老擔心別人挑唆我不跟他過。他就會對我動手。」 「用什麼打?」 「皮帶,鞋底子。不聽話把你綁起來,拿皮帶『溜』。」 皮帶抽在光的皮膚上,噗的一聲,她被吊著,扭著身子儘量讓他打在背上,儘量不叫,怕別人看見羞恥。他從不打她的臉,打得很冷靜,反正夜還長,噗,噗噗。 結婚八年,她從來沒穿過短袖衣服,不能讓別人看見身上的傷,她最怕的不是打,而是不知道什麼時候來。晚上睡著睡著,脖子一冰,是他把刀子放在她脖子上,就這她的頭髮往後拉,把整個脖子露出來,她只能盯著屋頂,叫不出來,不斷咽著口水,等著他會不會割下來。「要不就突然給你一瓶子藥,喝吧。」 「都不為具體的事情嗎?」我問。 「他說你別管為什麼,因為你長大了,你死吧。」 她抬起恍惚的眼睛,問我:「我長大了就該死嗎?」 有一個問題,在我心裡動。攝像機後面有男同事,我猶豫了一下,它還是頂上來了:「在你跟他結婚的這些年裡,你們的夫妻生活還是正常的嗎?」 「太痛了,我不想說。」 「別問我這個,我心痛。」 十幾個人,回答幾乎一模一樣。 跟我們一起去調查的陳敏是從加拿大回來的醫學專家,說她接觸的所有以暴制暴的婦女,「沒有例外,每一個都有性虐待」。這種虐待最讓人受不了的不是身體的傷害,燕青說:「他侮辱我。」 我不想問細節,只問:「用很卑鄙的方式嗎?」 「是。」她雙眼通紅。 說到這兒,她們哭,但哭的時候沒有一點聲音。這種無聲的哭泣,是多年婚姻生活挫磨的結果,十年以後,即使想要放聲大哭,也哭不出來。 「這些女人太笨了,弄一壺開水,趁他睡著,往他臉上一澆,往後准保好。」有人說。 我中學的時候,學校附近有個小混混,他個子不高,看人的眼光是從底下挑上來的。每天下晚自習的時候,他都在路口等著我,披一件棉軍大衣,就在那兒,路燈底下,只要看見一團綠色,我就知道,這個人在那兒。 我只能跟同桌女生說這件事。她姓安,一頭短髮,說她送我回家。 「你回去。」他從燈下閃出來,對她嬉皮笑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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