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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我停了一會兒,問:「那你當時……」

  「挺自卑的,就是覺得自己真是沒有吸引力吧。從孩子三歲的時候,我就開始看心理醫生。」

  她的丈夫說:「等你到了五十歲,成為性冷淡就好了。」

  他們維持了九年這樣的婚姻。她看到丈夫總是「鬼鬼祟祟」的,每次上完網以後,都把上網的痕跡清除掉她當時以為他是陽痿,在上面查什麼資料,也不好意思問。後來,有一天晚上,她半夜醒了,差不多兩三點鐘,看他還在上網。過了一會兒他去睡了,她去把電腦打開一看,他上的全是同性戀的網站。她閉了一下眼睛:「那一瞬間我知道他百分之百就是。」

  過了幾天,她做了一些菜給他吃,趁他不注意的時候,過去拍了拍他的肩膀:「你承認吧,我知道你是同性戀了。」

  他當時就愣了,就是一瞬間,眼淚嘩嘩往下流。

  晚上,她突然聽到樓上好像有個什麼東西掉下來了。「我以為他自殺了,拔腿就往樓上跑,我當時就想,我什麼都不要,只要他能活著就行了。」她上樓後,「看到閣樓上燈全都滅了,他一個人躺在那個地方,我就很難過,一下子撲在他身上。」

  濃重的黑暗裡,她用手一摸,他滿臉是淚水。他們抱在一起哭。「他當時就說,我這個人不應該結婚的,我傷害了一個女人,這是我一輩子的痛。」

  她說:「我恨他,我也很可憐他。」

  我說:「從你的描述當中我想像你丈夫內心的經歷,他過得也很痛苦。」

  她說:「他每天都在偽裝。每次我跟他一塊兒要是參加個應酬什麼的,他都拼命給大家講黃色的笑話,給人造成的感覺,他這個人特別黃,特別好女色。他每天很累,不停在偽裝自己。」

  我問過翼飛,「你們為什麼還要跟女性結婚?」

  他說:「有個朋友說過,我父母寧願相信河水倒流,也不相信有同性戀這個事情存在。」

  很多同性戀者只能在浴池和網上尋找性夥伴。我們對浴室經營者的調查顯示,這種方式中主動使用安全套的人非常少。一個提供性服務的男性性工作者說,多的時候一天他大概與四五個人有性接觸,大部分顧客都有婚姻。

  「在這個狀況下,如果他從這個群體中感染了疾病的話,就意味著……」

  他說:「傳播給他的家人。」

  大瑋是發生第一次性關係之後,就感染艾滋的。

  「你為什麼不用安全套?」我問他。

  「我連安全套都沒見過。」大瑋說。

  他在做愛前像每個稚嫩的孩子一樣。「我以為只是親吻和擁抱。」他鼓起勇氣說,聲音小小的。

  沒有人告訴他什麼是安全的,怎麼避免危險,就算他知道,他說也不敢把安全套帶在身邊,怕別人發現。

  「安全套對國人來說意味著性而不是安全。」公開同性戀身份的北京電影學院老師崔子恩說。

  採訪結束的時候,張北川送了我們每人十個安全套和一本宣傳冊。我當時提的是一個敞口的包,沒有拉鎖。到了吃飯的地方,沒有地方放包,我把它放在椅子上用背靠著,身體緊張地壓了又壓。結果服務員經過時一蹭,這只可惡的包就掉在地上了。

  全餐廳的人,都看到很多小方塊的安全套從一個女人的包裡滾落到地上。

  所有人都盯著看,張北川俯下身,一隻一隻,慢慢地把它們撿起來,就好像他撿的不過是根筷子。

  我問張北川:「我們的社會為什麼不接納同性戀者?」

  他說:「因為我們的性文化裡,把生育當作性的目的,把無知當純潔,把愚昧當德行,把偏見當原則。」

  他前前後後調查過一千一百名男同性戀。他們百分之七十七感到極度痛苦,百分之三十四有過強烈的自殺念頭,百分之十自殺未遂,百分之三十八的人遭到過侮辱、性騷擾、毆打、敲詐勒索、批判和處分等傷害。

  「每年自殺的那些同性戀者,他們就是心理上的愛滋病患者,心理上的絕症患者。這個絕症是誰給他的?不是愛滋病毒給他的,是社會給他的。」崔子恩說。

  我問:「有一些東西對同性戀者來說比生命還要重要麼?」

  「對。」

  「是什麼?」

  「愛情、自由,公開表達自己身份的空氣、空間。」

  「假如不能提供呢?」

  「不能夠提供,這種壓制,這種痛苦、絕望就會一直持續下去,就成為社會的一個永遠解決不了的痼疾。」

  拍攝的時候,男同事們都很職業,對採訪物件很客氣,但與往常不同,一句不多說,吃飯的時候也一句議論都沒有。

  我跟老範私下不免猜測他們怎麼想的,他們都笑而不答。小宏說起當年遇到過一個同性騷擾,「那個感覺……」他這樣的老好人也皺了下眉頭。我說我在電臺工作時同事說對面有人拿望遠鏡在看我,一抬頭,那人從對面樓窗口閃開了。我下樓吃飯,又是這個人,閃到花叢背後,是個短髮女人。我也有不適感,不是因為她是女性,而是被窺伺之感。一個人對性和愛的態度「不在於男男、女女、男女」,只在於這個人本身。

  我採訪那對男性情侶的時候,兩位男性手握手,談了很久,餘光看到小宏和老範正在一邊傳紙條。我以為他是反感這兩人,聽不下去採訪。後來,他把小紙條抄在電腦裡發給我:

  範:你現在怎麼理解男同性戀呢?

  宏:我不相信快感之於同性和異性之間有什麼差異,一樣的欲望。

  範:我和柴昨天晚上也還討論來著。但有一點仍然是堅持的,性應該是有美感的。過於放縱與揮霍的性多少讓人覺得有些猥褻。完全脫離了愛,豈不是又退化成了動物?

  宏:同意你們的觀點。當饑渴都解決不了,又何談精神上的詩意?歸根結底。沒有一個寬容的制度可以海納五光十色的生存狀態。讓人自由地愛吧,愈自由愈純潔。

  錄製節目時,大瑋堅持要以本來面目面對鏡頭,這讓我很意外。我們的習慣是用隱身的方式來保護這樣的採訪物件,他是同性戀,也是艾滋感染者,我認為他需要保護。

  「不,我不需要。」他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我認為他太年輕了,「你知道自己會付出的代價嗎?」

  「知道。」他很肯定。

  「那你為什麼一定不用保護性的畫面處理呢?」

  他的眼睛直視鏡頭,笑容爽朗:「因為我想告訴大家,我是個同性戀,我想和每個人快樂地生活在一起,我想得到真愛。」

  是,這並無羞恥。

  翼飛是舞者,採訪間隙李季拍他跳舞,他面部需要保護,只能拍影子。

  投射在牆上的巨大剪影,變形,誇張,用力跳起,又被重力狠狠扯下。現場沒有設備,放不了音樂,他只是聽著心裡的節奏在跳。

  老範在節目最後用的就是這一段舞蹈,她配上了張國榮的《我》,那是他在公開自己的同性戀身份後的演唱:

  IAMWHATIAM

  我永遠都愛這樣的我

  快樂是快樂的方式不止一種

  最榮幸是誰都是造物者的光榮

  不用閃躲為我喜歡的生活而活

  不用粉墨就站在光明的角落

  這個片子送審的時候,我們原不敢抱指望。這是二〇〇五年,中央電視臺的螢幕上第一次出現同性戀的專題,他們正視鏡頭,要求平等。

  審片領導是孫冰川,老北大中文系的,銀白長髮披肩。

  我給他添過無數麻煩,他一句怨言和批評都沒有。他不見得贊成,但他容忍。我和老範做中國音樂學院招生內幕,三個學生遇到不公正對待導致落榜。這節目播出壓力大,採訪時需要喬裝打扮,戴上帽子眼鏡,藏好攝像機進學校拍攝。審片時,我、草姐姐、老范三個姑娘一起去。我剛從西北出差回來,專門捎了條孫總家鄉的煙,坐在邊上遞煙倒水,生怕他皺眉頭。他聽到學生拉二胡的時候隨口說一句「這曲子是《江河水》啊」,老範劈手按了暫停的鈕,盯著他,眼神裡是赤裸裸的驚喜:「您懂的真多。」

  他早看出來我們用意,莞爾一笑。

  看完節目,他讓停下帶子,把煙點了,就問了一句話:「這個節目播了,能不能改變這三個孩子的命運?」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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