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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第五章 我們終將渾然難分,像水溶于水中

  六月的廣東,下著神經質的雨,一下起來就像牛繩一樣粗,野茫茫一片白。草樹吸飽了水,長瘋了,墨一樣的濃綠肥葉子,地上蒸出裹腳的濕熱,全是蠻暴之氣。

  我們在找阿文。

  她是一個吸毒的女人,被捕後送去強制戒毒。戒毒所把她賣了,賣去賣淫。她逃出後向記者舉報,記者向員警舉報,之後戒毒所換成精神病院繼續開,領導都沒換。

  我們想找到她,但沒有位址和電話,最後的消息是三個月前,她曾經在赤崗附近出現。我們去那一帶,一家髮廊一家髮廊地問,深一腳淺一腳的泥水路。到今天,我最熟的一句廣東話還是「阿文有無系呢度」。

  開車的本地司機笑歎:「你要能找著她,我明天就去買六合彩。」

  找到了阿文家,姐姐說她偷家裡的錢太多,已經兩年沒見到。遲疑了半天,她才說:「她也打過電話來說被戒毒所賣了,我們不相信,沒理她。在廣州這樣的城市,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

  我們只好去阿文賣淫的康樂村找。一個不到五十米的巷子,被幾座灰濁的騎樓緊夾著,窄而深,幾乎沒有光線,滿地惡臭的垃圾直淹到小腿。三五個皮條客穿著黃色夾腳塑膠拖鞋,赤著精瘦的上身,從我身邊擠過去。窄破的洗頭店門口,拉著一半的窗簾,女人們穿著帶亮片的廉價吊帶衫張腿坐著,沒有表情地看我一眼,去招呼我身後的男同事。不知道哪裡的污水,每走幾步,就滴在我的頭髮裡。

  每去一次回來,我都得強壓把頭髮剪掉的衝動,不是髒,是一種女人本能的污穢感。但我只不過待幾個晚上,阿文必須每天在那裡站街。筆錄裡說,如果她想逃走,可能會被打死。

  沒人會在意一個吸毒的人的生死。

  找不到她,我們只好進戒毒所暗訪。好在非典剛過,戴個大口罩也沒人奇怪。為了配合錄音師呼和的東北腔,我只能以他大妹子的身份出現,說要送親戚進精神病院,先來看看。我像個拙劣的電視劇演員,表演過火,話多且密,幸好廣東人對我一口山兩腔的東北話不敏感。

  開了鎖,打開柵欄門,我看到了阿文住過的倉房,鏽成黑色的鐵床,枕頭髒得看不出顏色。怎麼說呢?那個味兒。

  再往前走是水房,筆錄裡說戒毒人員挨打的時候就跪在這裡,用腳後跟砸,打完灌一碗水,如果不吐血,繼續打。冬天的話,要脫光衣服跪在水龍頭下,開細細的水柱,從頭頂淋下來。

  「你,出去!」三十多歲的男人忽然重重拍了一下呼和的肩膀,我們倆都怔住了。

  「沒事,」跟我們進來的護士不耐煩地說,「病人。」

  七天了。我們必須走了。但沒有阿文的採訪,就沒有核心當事人的證明。可我不知道還能去哪裡找她。

  一九九八年的時候,我在北京廣播學院的圖書館看到過一本舊雜誌,封面都掉了,是一個女孩從背後摟著一個男子的照片——那是海南一個十六歲的三陪女,她掙錢養活男朋友,穿圓點裙子,喜歡小貓,發高燒,給媽媽打電話……最後一張,是她躺在只有一張板的床上,月光照著她,她看著我。

  看完這些照片,我給編輯部寫信,寫了一篇評論叫《生命本身並無羞恥》,說我願意給他們無償做記者,唯一的期望,是能和拍這些照片的攝影師趙鐵林合作,很快我得到機會和他一起去拍孤獨症兒童。

  那時我二十二歲,老趙拿著相機在培訓中心哢哢拍完了,但是我要採訪的母親一直不接受我:「我不想跟別人談我的生活。」我呆頭呆腦不知道怎麼辦。

  老趙說:「我走了,先。」

  我眼巴巴望著他。

  他說了一句:「你想採訪弱者。就要讓弱者同情你。」看我不明白,又補了一句:「當初我拍那些小姐,因為我比她們還窮,我連吃飯的錢都沒有,她們可憐我,讓我拍,拍完了,她們請我吃飯。」說完走了。

  不知道該怎麼做,我就跟在那媽媽的後面,她去哪兒我去哪兒,隔著十米左右。她看都不看我,進了一個院子,沒關門,我愣一下,也進去了。她進了屋子,我站在院子裡頭,天慢慢黑了,屋子裡垂著簾子,我看不到她和孩子在做什麼,大概在吃飯。約莫一個小時之後,孩子先吃完,到院子裡來了,下臺階的時候一個踉蹌,我下意識地扶了他一下,跟他在院子裡玩。

  過了一會兒,他媽媽出來,牽著條狗,看著我:「我們去散步,你也來吧」

  回北京之前。我們決定再去趟阿文姐姐家,留個信給阿文。她姐不想再見我們,沒開門。雨驟然下起來,沒有傘,我拿張報紙頂著頭,往裡張望,她姐在屋子裡能看到,一直沒出來。

  第二天的飛機。晚上已經睡了,我接到阿文姐姐的電話:「她今晚到你們酒店來,十一點四十。」

  她原來不信這事,認為我們想加害她妹妹,看到大雨裡淋得稀濕的人,覺得不太像,又去找當地媒體確認我們的身份,找了一天,通過毒販找到她妹妹。

  「我也希望她能跟你們談一談,好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她說。

  大家把大床搬開,開始布燈,誰也不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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