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貴與安娜(16)_六六

一六

　　最早廠裡沒會計，叫安娜以工代幹，安娜把報表做得乾淨漂亮。她根本沒上過會計課，自己跑書店買本書翻翻就知道怎麼做了，連師傅都不用問。後來廠裡需要個統計，沒人幹得了，安娜又一個人扛下，一直以工代幹了好幾年。安娜回回一到轉幹的當口上就氣得心口疼，在家泡病假若干天，無法直面那些如小鳥般從她眼前飛過的小娃娃們。吵了幾回，淚也流了，硬話也說了，最終都沒她的份，只落個廠長們歉意的微笑和空頭的許諾：「下次！下次一定先保證你！」可下次一到，情況照舊。轉正這東西都有指標的，大學生一茬一茬的，越往後越輪不上她。安娜對文憑有發自內心的羡慕。只要人家說，這次不行啊，你沒文憑啊，她便啞口無言，轉身就出去了。她只氣自己沒趕上好時代，整整被耽誤了十年，還要獨自承擔這時代的不公平，卻從不抱怨人家走後門，暗箱操作。安娜轉幹都是後來很老的時候了。省裡統一弄了一次轉幹考試，把所有耽誤的一群按成績選拔定名額，安娜這才揚眉吐氣。據說當時參加考試的共幾千人，只有二十個名額。安娜以四個100的成績名列第一，讓人連拱她下來的藉口都沒有。當時，安娜已是四十歲的「高齡」，和她競爭的都是些小毛孩子，別人都很尊敬地稱她「安師傅」、「安大姐」。

　　廠長在這方面欠安娜的，他知道自己背後多少次把該轉的安娜拉下，換成二輕局局長的女兒、工會主席的外甥。他欠安娜的，是十幾年的工資和人格尊嚴。所以，在每年的賣梨工作上他都給予絕對支持，算作對安娜的心理補償。因此，我們可以總結說，王貴家鄉的梨子，是安娜十幾年辛苦工作換來的。

　　「你和二多子到樓下看車，換叔叔上來吃飯。」安娜常把我們當小使子。我和弟弟並不覺得有什麼困難，反正每年都有梨吃，有汽車坐，多好啊！

　　安娜不喜歡婆婆，因為婆婆慫恿過丈夫揍她一巴掌，她很難原諒。但安娜對王貴的弟弟們沒話說。當年王貴去縣城讀書，家裡供不起那麼多，爹娘讓弟弟們把機會給哥哥，弟弟們都答應了。安娜覺得，王貴今天的生活是犧牲了弟弟們的前途得來的，儘管叔叔們每次回憶過去都笑著說：「俺們讀不進去，看見教書先生就發抖。不讀最快活！」

　　安娜不嫌棄王貴的弟弟們，雖然他們一樣隨地吐痰，雖然他們在家抽土煙，雖然他們不是坐，而是蹲在我家沙發上。安娜沒什麼笑臉，也沒熱情到迎來送去或沒話找話，她會依舊板著臉勸誡弟弟們：「少抽點土煙，對身體不好，肺都黑了」，或是「做完生意就趕緊回去收拾田，不要老打牌賭博」。弟弟們對這個大嫂都非常尊重的，從不在安娜面前放肆，不管是看在賣梨的份上還是看在大哥的份上，無論大嫂說什麼，都點頭哈腰地應承著。

　　處理完梨，鄉下叔叔還會提上早就準備好的大包小袋，都是安娜收拾出來的舊衣服和安娜的姐妹兄弟送來的用不著的東西。

　　「兄弟們這次回去，可要給娘捎點兒錢兒？」王貴在兄弟臨走前的夜裡總是黑著燈跟安娜商量。沒亮兒，感覺膽子大點，也不用看安娜的臉色好看還是難看。「不給！填不完的坑！還不落一句好！按月都寄過了，又不是我請他們來的，哪裡有幫著賣完梨還要倒貼錢的道理？！」安娜止不住就聲高了，「自從我進你家門，可穿過你娘一根線一根紗？孩子們可吃過她一塊糖？我又不欠她的，給她是情分，不給是正常。我不是銀行，養了小的還要養老的？還沒完沒了了！」「你小聲點兒！半夜了，人家都睡了……」王貴慌張得很。不過王貴心裡有譜，只要他張口了，磨一磨總是纏得來的。

　　鄉下有句土話，好女也怕賴漢纏。安娜要面子。王貴收拾安娜都揀她軟骨按，只要達到目的，王貴還是願意捨下些臉面的。這方面二多子著實得到王貴的真傳，為買一輛三輪腳踏車，就躺在百貨大樓正中央的大廳裡耍賴，哭聲震天：「我要嘛！我要車車！」鼻涕眼淚都往嘴裡灌，拉不起，拽不走。安娜狠心不理轉身走了，二多子能如磐石般坐在冰冷的地上意志堅定地號啕大哭。通常在這種耐力與面子的較量中都是安娜敗下陣來。

　　「下星期英語之角的代課費就發了，聽說今年春節系裡要多分點獎金……」王貴不急不徐地下套子，舒緩安娜繃得很緊的經濟鬥爭的弦，絮叨得安娜眉開眼笑了再峰迴路轉：「兄弟們難得來一趟。你都賢慧那麼久了，乾脆好人做到底啊！明天多少讓他們帶點回去啊！」安娜久經戰場，原本已經笑意盎然了，頓時就沉下臉來：「沒有！」

　　有也好，沒也好，反正第二天早上王貴是樂滋滋地將鈔票塞進兄弟手裡：「你嫂子叫帶點錢給娘，讓她扯件衣裳。」

　　跟領導硬頂是永遠沒有好果子吃的，一定要迂回。王貴多年的鬥爭經驗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了我後來的愛人。

　　「安師傅！這次的梨好多都爛了！」

　　「安師傅！箱子一打開，上面的大，下面的小啊！」

　　「姐，我同事講梨不甜，澀嘴！」

　　安娜每次都要處理這些後續問題，常把她弄得無名窩火。對外賠著笑臉，回家沖王貴發火：「你家那弟弟這樣，叫我以後怎麼做人啊！我自己一輩子都不給人家講閒話，回回都是你給我出難題！以後叫他們不要來了！再來我轟出去！討厭！」

　　王貴知道安娜受夾板氣了，總是不斷賠笑臉，說，「人家欺負你，不就是因為你好說話嗎？人家來又沒來找我，不都說找大嫂嗎？誰叫你應承的呢？」

　　「再說了，人家不都給你留梨了嗎？」王貴趕緊從箱子裡挑個大梨，削好了遞給安娜。

　　「別給我削，我一聞那味兒就噁心！你們都趕緊吃，等下又壞了。王貴！你明天給李主任送點去，就講是家鄉來人送的特產。」

　　安娜每年這時候都四處送那最後留下的幾箱梨。與其爛掉，不如送掉。

　　我從七歲起，就能把梨從屁股底下削到頂頭不斷皮，長長盤旋著像條蛇。那都是每天被逼吃梨練出來的。「媽媽，你看！」我曾非常得意地把整條果皮遞給安娜欣賞。安娜哭笑不得。

　　第二年，卡車照樣開來。

　　如果一年一次，安娜尚且可以忍受。問題是，鄉下好像把王貴培養進城，目的就是搞個根據地。那邊常常車水馬龍地來，穿梭不斷。今天是二大爺，明天是妗子。來的時候都不空手來，帶點新棉花什麼的；走的時候也不空手走，不是錢就是東西。幾年以後安娜手不緊了，就平添了購物的怪僻，她後來想方設法調到商場工作，簡直是乘工作之便。商場裡什麼打折什麼內部削價，她都門清，沒事就往家裡搬東西，也不管用得著用不著。在我十二歲上，安娜就把給我陪嫁的內蒙古羊毛毯準備好了，以後每到冬天翻出來看的時候都忍不住自我炫耀：「看我多會投資！當時買才七十幾塊一床，現在一千七都買不來了！」不過為此付出的代價是，樟腦丸塞滿櫃子，過夏的時候更要頻繁晾曬。安娜一邊感慨便宜買窮人，從調到商場以後家裡沒攢上過錢；一邊又對王貴說：「知道為什麼咱家東西都老用新的了吧？舊的存不住，都給你鄉下親戚拿走了。」反正安娜幹什麼都得拉王貴的鄉下親戚墊背，栽贓起來也比較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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