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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


  老九說:「你還問我?你不知道你現在有危險嗎?咱一竿子戳到底吧,我是來盯你回北京的,你不走我就在這兒跟你耗著,紅川我已經耗過一次了,也不稀罕了。」

  葉子農說:「九哥,你這麼惦記兄弟,我也不知道該說啥了,說謝太輕薄……可你真不該這個時候來,特別是你要在北京做生意,你跟個漢奸扯在一起能有啥好果子?九哥也別嫌我說話難聽,我這兒的事真不是你能操心的。」

  老九說:「我想等你光鮮了沾你光,這中不?我知道你不是孬種,可俗話說好漢不吃眼前虧,我這不是來了嘛,咱有個臺階就下來,沒人說你膽小鬼。」

  葉子農笑了,說:「九哥,咱不是好漢,不管是眼前的虧還是將來的虧,只要是該咱吃的虧咱都吃,咱就是做膽小鬼也得做個童叟無欺的不是?不用誰給順個梯子。」

  老九說:「不是好漢,也不在乎孬種膽小鬼,那就更沒啥了,趕快離開這裡。」

  葉子農說:「也不趕快,也不趕慢,平常就行。居留快到期了,正常的話當局是不會再給延續了,到那時候我就滾蛋唄。」

  老九不解地問:「那你在這兒耗啥呢?跟誰耗呢?你不知道你有危險嗎?你這麼好使的腦子咋這點事看不明白呢?」

  葉子農不說話了,點上一支煙靜靜地抽煙,想著什麼。

  老九著急,催促道:「說話呀。」

  這時廚房裡的水燒開了,傳來蜂鳴的聲音。葉子農把大半支煙搭在煙灰缸邊上,卻並沒有去廚房,而是去了臥室,從床頭櫃的抽屜裡拿出兩張紙過來遞給老九,這才去廚房。

  老九一看,驚呆了,竟是葉子農的遺囑。遺囑一式兩份,內容都一樣,分別用中文、英文和德文書寫,老九看不懂德文,但英文和中文都看懂了。遺囑很短,內容是:

  如我有不測,不要留骨灰和墓地,就讓我順煙囪飄了,請尊重我這個願望,謝謝!

  葉子農 1992年2月7日 柏林

  葉子農到廚房沖了一大茶缸茉莉花茶,端到客廳,倒上兩杯,這情形似曾相識,幾乎就是兩人去年秋天在北京四合院聊天的翻版,但此時的老九卻一點也沒感到親切。

  老九拿著遺囑慍怒地說:「你傻呀?還是匹夫之勇?」

  葉子農從煙缸拿起已經燃了一大半的煙抽了一口,說:「不想拿出來的,這不是被你逼得沒轍了嘛,這東西也只是預備萬一的。」

  老九發火地問:「可你為啥呀?跟誰呀?」

  葉子農說:「跟誰都沒關係,也不為啥,就是個人的一種態度。你跟趙一曼說:別打鬼子了,要丟命的。你跟貪官說:別貪了,要殺頭的。有用嗎?沒用。每個人都活在自己的價值觀裡,我也一樣,我就這德行,只能這副德行活,由不得自己。」

  老九問:「你啥德行?」

  葉子農說:「我認為,認同馬克思主義的人與不認同馬克思主義的人,都可以自由地走在柏林的大街上,因為馬克思主義不是極端主義,不是恐怖主義,不是歪說、邪教,是社會科學,是社會發展規律的發現和解釋,是認識事物的方法,是講因果、講實事求是。如果因為認同馬克思主義就得被嚇得縮起來,我會覺得羞恥。這不是跟誰鬥爭,這只是我對這個事物的態度,如果這個態度必須得以支付生命為條件,那就支付好了。所以說,也不趕快也不趕慢。趕快,是被極端主義嚇倒了,揣上個這心病過日子,那還過個啥勁呢?趕慢,是成心去找死,咱幹嗎非跟活過不去呢?咱不是找死的也不是找活的,咱是過平常日子的。再往大點說,咱不是過好的也不是過壞的,咱是過條件可能的,包括了價值觀的這個條件。」

  老九說:「那還是沒排除危險嘛!」

  葉子農說:「我不否認有一定概率的危險,但是也別放大了。人類死於交通意外和不良嗜好的數字要遠遠大於謀殺,人就不生活了?危險不是來自民主、愛國,而是來自打著各種漂亮旗號的極端主義。不管是民主的極端主義還是愛國的極端主義,不管是種族的極端主義還是宗教的極端主義,都是極端主義。極端主義就是歐洲獨有的嗎?不是嘛,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可能有極端的人、極端的事。」

  老九沉默了,他無法否定葉子農的觀點,也就無從說服葉子農。老九並不知道布蘭迪曾經用過一句話評價葉子農:你是我見過的最有頭腦的傻瓜。但是此時此刻,他心裡想說的正是這句話。他從葉子農身上感到了一種精神,一種氣場,卻又說不清,道不明。

  葉子農說:「九哥,你硬要耗著,我也趕不走你,但是耗著沒有意義,咱們之間起碼的尊重總得有吧。你來了,心到了,兄弟心裡已經溫暖了。」

  老九沉默了很久,明知無望卻又無法放棄……終於說:「好吧,我走。你把你的筆記交給我帶走,所有的,放到北京保管。」

  葉子農笑了笑,說:「九哥,咱得弄明白一件事,咱是看客,不是實踐者,坐在觀眾席上說三道四總比實幹來得簡單。那些筆記只是個人認識的形成過程,很個人的東西,沒你想的那麼重要。」

  老九說:「重不重要我不懂,我就是留個證據證明你是什麼人,你不反對民主,也不是漢奸。你連遺囑都寫了,我也就不避諱啥了,我這也是預備萬一。」

  葉子農說:「現在是敏感期,本來沒事,你這一帶就有可能被海關歧讀了,只要被歧讀就會被放大,媒體一炒又成了政治事件,你說你是幫我呢?還是給我找事呢?」

  老九一聽,語塞了,他也不能完全排除這種可能。

  葉子農想了想,說:「本來我是聽天由命了,九哥既然來了,那就幫我個忙吧。」

  老九問:「啥忙?」

  葉子農說:「我把東西寄到北京,你去取,怎麼保管隨你了。我覺得當局不會再給我延續居留,提前打理自己的東西,這很正常。我郵寄自己的東西沒事,你單獨攜帶是非人物的有明顯政治色彩的東西,就可能有事。」

  老九點點頭說:「嗯,有道理。」

  葉子農說:「我要沒事,這些東西對我個人很重要,咱就這點嗜好。萬一有事了,這些東西就由你處置,銷毀可以,你願意保存也可以,但是有個原則:不能公開。」

  老九不解了,說:「為啥不能公開?不公開怎麼證明你?漢奸,反民主,這是多臭的名聲啊,人都沒了還背個臭名?」

  葉子農說:「于公於私,都不能公開。」

  老九則說:「于公於私,都應該公開。」

  葉子農說:「於公說,經過『部長事件』這麼一折騰,那個叫葉子農的人儼然已經是理論專家了,專家有影響力,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樣說完就算了,就得有點社會擔當了。問題是那些碎紙片的文字僅僅是我的個人認識,或者說僅僅是我的認識能力所能認識的,對錯咱都自己揣著,不妨礙誰。一公開就不同了,多少都有點影響性,而咱的觀點未必是對的,或者在某一點上是對的,放到宏觀大得失上就可能是錯的。我還是那個觀點,坐在觀眾席上說三道四總比實幹來得簡單。要知道大多數人的價值觀都是在輿論引導下完成的,大眾不可能個個都具備獨立、精透的辨別能力。咱既然被扣了個專家的帽子,就不能隨便說話了,咱既不能干擾正確的,也不能誤導認識能力比咱還不如的,這是一個能被稱為專家的人起碼的社會良心。如果是聽天由命,那我身後的事是不可控的,我沒辦法。如果你九哥肯幫忙,那就是可控的性質了,就得控制。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個人臭不臭名的還算個啥?」

  老九問:「那於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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