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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夏英傑把信還給宋一坤,問:「你想告訴我什麼?」

  「第一,正如劉金龍自己所說他是冤枉的,只是他有口難辯,他只是一場陰謀的犧牲品。那封舉報信其實是我自己所為,是我毀掉了這個人,也毀掉了那個家。第二,王海和孫剛與我合作了兩年,可我還是坑了他們。因舉報偷稅而損失四十萬是坑他們,誘使他們出國發展也是坑他們,為的是有朝一日讓他們俯首貼耳,為我所用。第三,我借錢給趙洪並不是出於仗義,而是為了阻止這筆錢落到鄧文英手裡,趙洪不知道他只是別人手裡的一件工具而已。我想告訴你:我既不高尚也不坦蕩,我與他們只是利益的組合,或者說,是由騙子和傻瓜組成的集團。」

  夏英傑注意到,宋一坤在談舉報信時隻字未提方子雲。然而,她卻要感謝方子雲曾經給她的提示,使得她此時依然能夠保持表面的鎮定。她問:「你為什麼要舉報自己?」

  宋一坤拿出一支煙放到嘴上,見沒有彈煙灰的地方,只得又收進煙盒。他沒有直接回答問題,而是問:「林楓,江州中行信貸部主任,有印象嗎?」

  夏英傑心裡一震,脫口說:「這個人半年前已經被執行死刑,伏法了。怎麼,你跟這人,有關係?」

  據報導,林楓在任期間利用各種手段侵吞公款五百七十萬元,案發後偷渡澳門。警方在國際刑警的協助下經過三個多月的追捕,在澳門將他捕獲歸案,經過江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判處死刑,於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三日在江州市執行槍決。同案宣判的還有另外四個人,分別以偷渡罪、窩贓罪、窩藏罪判處十二年至五年刑期不等。這是一個轟動全省的大案,在全國也有影響。曾一時,省電臺、電視臺和各種報刊紛紛連續報導此案,可謂人人皆知。

  難道宋一坤與案件有關?夏英傑不敢往下想了。

  「我與他,算是不遠不近的朋友。」宋一坤沉思著說,「當年他當省勞模時我曾採訪過他,便有了一些交往。我在省僑辦工作期間也經常與他在場面上見面,關係更進了一層。我辭職後是他介紹我與王海和孫剛認識的,他們是林楓的上海同鄉,在江州開餐館十一年。當時林楓幫我貸款五十萬元,期限為一年,王海和孫剛各出資兩百萬元。我們一起來上海辦公司。協定規定我占百分之二十的股份,以智商投資為主,擔任總經理。兩年中公司盈利三百多萬,現在那輛車和這箱錢就是我的收穫。從這一點,沒有林楓就沒有我的今天。」

  宋一坤停頓了一下,接著說:「林楓幫我的動機可用三七開解釋,三分出於友情,七分思路卻在義大利,在葉紅軍身上、他是為將來的後路作感情投資。葉紅軍是我大學時的朋友,關係密切,他是以留學生的身份進人奧地利,後來移居義大利。這個人腦子靈活,善於交際,很有活動能力。」

  夏英傑似乎領悟到一些東西了,問:「林楓案發後找你了?」

  「如果那樣,我還能坐在這裡麼?」宋一坤反問道。他搖搖頭說:「我得到消息時他還蒙在鼓裡。林楓出事前半個月,江州檢察院曾來人向我調查那筆貸款的事,檢察官來公司隱瞞了真實身份,臨走時又要求我嚴格保密,否則要負法律責任。我意識到,林楓要出事了,而林楓這種人是決不會為幾個小錢弄髒手的。於是我斷定:只要他沒有落網,就一定會來找我。當時表面上平靜,可事態已經明朗了,林楓躲不過檢察院,而我也躲不過林楓。」

  「我能理解你。」夏英傑說,「幫林楓實際上已經救不了他了,而且你和葉紅軍都得搭進去。不幫他,你落個貪生怕死、忘恩負義的名聲,對你這種人可能是個損失。」

  「場面上的人全憑一張臉打發日子,失去了威望和信任,那就寸步難行。」宋一坤說完沉默了片刻,看著她的眼睛忽然問道,「如果是你,你會怎麼辦?」

  對這種冷不防又包含多重意思的提問夏英傑絲毫沒有準備,她愣了一下,不說幫,也不說不幫,而是說:「不知道。也許我舉報,也許沉默。如果我能解開這樣的難題也就用不著打你的主意了。」

  「讓誰解都傷腦筋。」宋一坤繼續說,「我權衡一夜,認為只有監獄才能解決我和他之間的問題,而如果付出坐牢的代價,那就必須從全域出發,著眼於長遠利益,把各方面因素都考慮進去。於是,我勉強制定了一個計畫,第二天一上班我就把材料員劉金龍辭退了,為下一步行動埋下伏筆。如果林楓直接被捕,那就是一場虛驚;如果林楓潛逃,他必然得有一個暫時藏身的過程,而我就利用這個時間差把自己先一步送進牢房,即使他僥倖逃出去了,我也多了一個投資的朋友。」

  「這個時間差不好掌握,稍有偏離就會弄巧成拙害了自己,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你當時在上海,怎麼能及時得到林楓潛逃或被捕的確切消息呢?」夏英傑問。

  「我在報社工作三年,熟人總少不了。對林楓這種重頭新聞省報能落後嗎?」宋一坤以反問的形式回答。接著說:「等林楓派人和我聯繫的時候,我已經失去自由了。因為辭退劉金龍在林楓案發之前,我被捕又在林楓派人來上海之前,所以沒人懷疑這兩件事之間有內在聯繫,人們只知道劉金龍因拿回扣被炒魷魚了,然後懷恨在心而舉報了我。至於王海和孫剛出於感動而分擔了四十萬元的全部損失,這也是在意料之中。況且,那時他們正有求于葉紅軍,就更需要表現一下。」

  夏英傑記得,劉金龍確實承認自己拿過回扣。她想:可憐的劉金龍到死都不會明白,他有沒有拿回扣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符合整體計畫的需要,他符合充當犧牲品的條件。也許,他根本就不知道公司漏稅的事。宋一坤什麼都不說,只是啟發、引導別人的思想,讓別人用自己的頭腦去推斷出錯誤的結論。

  她想了一會兒,說:「有一點我還是不明白,王海和孫剛出國發展正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維也納又是一座人人嚮往的世界名城,可你為什麼反而說是坑了他們呢?」

  「作為計畫的一部分,我在舉報自己之前給葉紅軍打電話講了三件事。一、以訪友的名義來上海,實際為了與王海和孫剛見面。二、王、孫二人早有出國之意,見面後必然會流露出此意,要答應他們。三、要盡全力在較短時間內把他們辦出去。當時的情況,一方是有目的而來,一方是急於找出路,所以一拍即合。王海和孫剛回了出國夢,而葉紅軍也因此得到了一萬美元的辛苦費,雙方都滿意。」

  面對夏英傑的疑問,宋一坤進一步解釋道:「解體公司,那是我決定坐牢的附加原因之一。百分之二十的股份對於我白手起家、自我測試這個階段來說是合理的,而兩年的實踐之後,我既有了自信又具備了一點資本,這個價碼就不太公道了。但是我不能講出來,只能潛移默化,順其自然。今天放他們,是為了明天收編他們。所謂一個好漢三個幫,況且我還不是好漢,我既需要資金,也需要人。」

  夏英傑說:「如果他們在維也納發展很快,會逐漸形成居高臨下的優勢,恐怕不是你收編他們了,而是他們收編你。」

  宋一坤搖搖頭,分析道:

  「維也納固然好,但那是一個工商發達,投資飽和的高消費社會,是富人的天堂,普通中國移民除了打工很少有發展機會,加上語言不通、資金薄弱和種族歧視等多方面的限制,決不是王海和孫剛這種半文盲可以打天下的。大多數中國人出國並不是要在國外發財,而是為了殺回馬槍,以外商身份發中國財。而王海和孫剛是無能為力的。人貴有自知之明的潛臺詞是,人很少有自知之明,當他們碰破了頭,開始懷念兩年賺三百萬的時候,他們就知道該歸隊了。」

  夏英傑心裡像灌了鉛一樣,又沉又堵透不過氣來,她覺得宋一坤正用他的高智商擺弄一隻魔方,而他身邊的人都在某種磁力的作用下有規律地運動。他用最小的代價渡過了一場危機,進一步樹立自己的威信,強化了生存環境。

  夏英傑有理由相信:她是惟一目睹宋一坤解剖自己的人。此時的宋一坤已經剝去偽裝顯現出不可告人的一面,他是赤裸的,然而又是真實的。王英傑為這份不可多得的坦誠所感動,她能夠體會出這其中的分量,也就是說,她在宋一坤心裡已經佔有一席之地了,她不再是無足輕重。

  該講的都講完了,宋一坤站起來,點上一支煙走到兩節車廂的連接處去抽。夏英傑給他倒了一杯白開水隨後跟過去。這裡的噪音大,車輪有節奏地響個不停。

  夏英傑把水遞給他,說;「你講了這麼多,也許是想把我嚇回去,可我沒那麼脆弱。其實,你沒有自己所描述的那麼壞。」

  「不是那回事。」宋一坤說,「我講了那麼多目的只有一個,讓你根據真實情況做出自覺自願的決定。但是,這並不妨礙打發你回家。我暫時還不能跟鄧文英離婚,確切地說是離不起,一旦離婚就必然涉及財產問題。鄧文英的心思我知道,她學的是管理專業,又去法國專門進修服裝設計,她有能力單幹,可一直苦於沒有資金。我的情況她瞭解,我也從沒打算瞞她,畢竟夫妻一場。她的條件是:五十萬元每人一半,而我的一半還要借給她使用一年。這個條件不滿足,她是不會在離婚書上簽字的。」

  「你的打算呢?」夏英傑問。

  「我想,還是應該控制住現在的主動權。」宋一坤扔掉煙頭,喝了一口開水,又回到原來的位置坐下,說:「我對將來有三種考慮。上策,在時機成熟的時候集結所有可以調動的力量打一個大戰役,解決根本問題。中策,依靠現有的資本搞一個產品,慢慢滾雪球。這兩種結果都不會虧待鄧文英。下策,萬一我一敗塗地,只好重操舊業,耍筆桿子混飯吃。如果能爭取最好的一種結果,你我之間的問題就不難解決了。」

  「你是說,我來找你就是為了圖謀財產?」夏英傑覺得自己被輕蔑了,屈辱的感覺又湧上心頭。

  「不能那樣講,但也不能不負責任。」宋一坤感觸地說,「我的婚姻之所以失敗,根本原因就在於鄧文英對我期望過高了,期望與現實之間畢竟有距離。我只是一個普通人,直白地說只是一個山村窮小子,我沒有三頭六臂。如果你因為我而毀掉現有的生存基礎,這個代價不是我可以承受的。從零做起,或者從負數做起,我沒有把握包打天下。」

  夏英傑看著宋一坤,她沉思了許久之後緩慢而壓抑地說:「女人嘛,總是相對自私一些。如果你肯為我做出犧牲的話,我希望你放棄手中的一切,滿足鄧文英的要求。」

  「用這麼大的代價證明你的清白?」宋一坤以反對的口吻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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