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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鄭老師,」掛著相機的特邀嘉賓笑了,「這是十年前,1996年,我們高中畢業的時候,您寫在我的畢業留言冊上的,您說這就是你對我們大家做人的期望。您忘記了嗎?」

  她很挺拔地站在一群藍白色相間的校服裡,明眸皓齒,淺笑盈盈。

  「江薏。」小叔難以置信地看著她。

  「鄭老師,」鄭南音同學驕傲地站起來發言,「我們在搜狐,網易,所有的網上校友錄裡面,找到了您原來的教過的學生。」她伸長手臂一揮,「這些牆上的照片,作文,都是他們寄來的。」

  「鄭老師,江薏姐姐知道了以後,就自願來幫我們拍照。」某個角落裡,一個沒有起立的女生的聲音,「江薏姐姐是《龍城晚報》的首席記者,拍的相片一定很好看的。」

  「鄭老師,」班長說,「等放學以後,我們會把牆上這些照片什麼的都拿下來,一起貼在一個照相本子裡送給您。這是我們高三(六)班在畢業前,送給您的禮物。」

  小叔什麼都沒有說,我從來沒有在他臉上看見過類似的表情。好像是碰到了一件讓他為難的事情。教室裡寂靜著,蓄勢待發的那種寂靜。這些孩子們都在不約而同地等待著鄭鴻老師配合著眼下的氛圍,說點什麼,然後他們就可以抱以順理成章的掌聲和歡呼。三秒,五秒,十秒了,他們的神情有些冷卻。這個時候,小叔囁嚅著說:「謝謝,我謝謝大家。現在,」他終於慌亂地把那疊試卷放在了講桌上,「現在我們開始上課了。今天的晚自習,主要是,主要是講評一下前天測驗的卷子。」

  所有的人面面相覷,都不相信就這樣結束了。意興闌珊這個詞很明顯地掛在臉上。只有那個江薏平靜如舊,微笑了一下,把相機從脖子上摘下來,準備退場。

  「課代表,過來發卷子。」只有小叔一個人進入了上課的角色,沒有表情地環顧四周。黑壓壓的人群裡終於有一個人破土而出。然後前排幾個同學也不情願地站出來,把那疊試卷分成了三四份。嘩啦啦的紙張的聲響響徹了室內,我想我也是時候離開了。

  小叔轉過身,拿起來黑板擦。他遲疑了一下,黑板擦一直停頓在那個「尼采」的「尼」字上,然後他略微抬了一下胳膊,讓黑板擦停留在那個「穢物」的「穢」字上。終於他重新轉了過來,面向著大家,他笑了。他笑得開懷的時候眼睛裡總是有種靦腆的神情,「不行。」他一邊笑,一邊搖頭,「不行。我捨不得擦。」

  一陣笑聲輕輕地在起伏的人群裡蕩漾開。然後釋然的氣氛也跟著彌漫了。沒有想像中激動人心的煽情場面,不過他們達成了自己的默契。

  我該走了。悠長的走廊依然悠長。走廊背後卻換了人間。畢竟和十年前不同了。同樣的一件事情,十年前是羞恥,但是十年後,卻可能因為某些說不清的緣由變成榮光,至少變成一樣令人好奇的東西。這中間到底付出過何種代價,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人好像總是在完全不需要一樣東西的時候,才能得到它。小叔他最先失去了尊嚴,然後因此失去了一切,再然後他就脫胎換骨了,現在當初的尊嚴回來了,莫名其妙地,至少有了回來的跡象。

  問題是,沒人知道他到底還想不想要。或者說,他是否還像當初那樣把它視為尊嚴。

  江薏站在夜風中的校園裡,對我微微一笑,她說:「你該不會,該不會是東霓的那個小弟弟吧?」她誇張地驚呼一聲,「老天爺呀,你怎麼長這麼大了?」

  教學樓的頂端幾個屬於高三的視窗,錯落地璀璨著。就像是俯視著我們,俯視著所有疾馳而去的時光。

  黎明漸漸地來臨。柔軟的,泛著水光的曙色湧進來。於是黑夜蘇醒了,賜給我看清萬事萬物的視覺。然後我就看到,南音蜷曲著身體,終於睡著了。

  第七回 我們的秘密

  有一天我問鄭南音,那個時候,她為什麼要策劃一場給小叔的生日晚會。她沖我淡然地一笑,她說:「我什麼都沒有策劃。」我說,那怎麼可能不是你的主意呢。她說:「我只是給每個人講了你給我講的故事。尤其是小叔說的那句,『她吃過的苦要比我多太多』。」然後她伸了個懶腰,注視著窗外的天空,「我的同學們,比你們那個時候的人有同情心,僅此而已。」

  她現在說話的腔調,還有她的很多表情都讓我覺得陌生。在那個2006年,她高中畢業的夏天裡,她幾乎是一夜之間蛻變成了如今的模樣。或者在某些人眼中,她變得比以前討人喜歡,因為她不再像個二百五一樣地大呼小叫,她也收斂了不少頤指氣使的小姐脾氣。就連三叔都說,南音如今說話的聲音都和以前不同,有分寸了很多,比如她接電話的時候,非常得體,太像個大人了。然後三叔,三嬸,以及小叔這群「大人」一起面露欣喜之色:「好不容易呵,最小最渾的南音也有今天。」

  可是我只想讓曾經的南音回來。

  小叔還是那麼不緊不慢的,他說:「人總是得長大的西決,南音也不可能永遠是那副小姑娘的樣子。你得接受。」

  小叔現在更是什麼都能接受了。尤其是在那次生日晚會之後。

  2006年的春天,越來越多的學生通過我把自己的作文交到鄭鴻老師手上。準確地說,不是作文,是跟考試要求無關的塗鴉。因為一場斷送前程的戀情,鄭鴻老師的才華橫溢變成了具體的,活生生的,表情豐富的。這儘管是個很荒謬的邏輯,但是它就是在現實發生了。鄭鴻老師給每篇送來的習作都附上500字以上的評語——那已經不能算是評語了,有時候天馬行空地想到什麼說什麼,有時候掏心掏肺地恨不能給人家學生講我們家祖宗八代。於是我總是嘲笑他像個大媽級的電臺情感節目主持。作為高三的老師本來是辛苦的,所以他經常一天只能睡三四個小時。他說:不累。

  然後有一天,校刊主編,一個高二的小帥哥也找上門來了,誠懇地邀請鄭鴻老師出任校刊的「文學顧問」。鄭鴻老師的大名重新端端正正地出現在校刊扉頁上,出現在校廣播站的美女主播嘴裡,出現在校園裡的宣傳欄。鄭鴻老師走在從食堂到教學樓的林陰路上的時候,突然間多了很多各個年級的學生熱情地跟他打招呼。這些突然之間開始親近鄭鴻老師的學生裡,自然是什麼樣的都有:有在學校裡受慣了冷落又自命不凡的文藝小青年,有自認為自己成熟另類視好成績如糞土的小孩,當然也有沒有勇氣放棄自己十幾年的乖孩子身份的學生,借著對鄭鴻老師的熱情,偷偷地浮出「乖孩子」那令人壓抑的水面,透一口氣。總而言之一句話,是那些暫時還沒有變得太現實,對生活還心存一點點浪漫的孩子們。他們一直孤獨,然後他們覺得,善待一個曾經因為浪漫天真而備受冷落的老師,就是善待他們自己。恐怕他們誰也沒有料到吧,原來在這個看似麻木的校園中,隱藏了那麼多自認為孤獨的人。於是鄭鴻老師又一次莫名其妙地成了角兒。殊不知在他們齊心合力,心照不宣的孤獨者同盟結成的時候,被現實生活的規則狠狠懲罰的那個鄭鴻老師,就已經成了歷史。因為他們的浪漫,也是現實生活堅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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