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楂樹之戀Ⅱ(52)_艾米

五二

　　楊紅有點心不甘：「但是人並沒有改變啊。他出過軌，就是出過軌，到了美國他不出軌是因為他沒有機會出軌了，但他骨子裡不還是個出軌的人嗎？」

　　大姑媽笑起來：「你是個認死理的人，一棍子把人打死。我要這麼嚴格，早就離婚了。你想想，他在中國那種環境當中，他也是沒法。說實話，他當初從Z大跳出去從商，還是我的主意，因為兩個人都守在大學裡，經濟上也不那麼寬裕。那時候，凡是家裡有一個人在公司的，都買了三室一廳了，只有我們，還住在學校分的兩室一廳裡，想給小孩買個鋼琴也買不起。所以有時候我也不怪他，一個人，最好不要遇到這種考驗，不然的話，就很可能背叛。出污泥而不染，是很難的。」

　　楊紅突然想起朱Peter關於出污泥而不染的高談闊論，那話當時聽了，只覺得是朱Peter又一個嘩眾取寵的包袱，但現在想來，卻有幾分道理。

　　朱Peter說，那些誇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人要麼是嚇了眼，要麼是睜著眼說瞎話。荷花出污泥而不染，其實是因為它有一根長長的莖在那裡托著，離污泥還遠著呢，如果你把一朵荷花塞到污泥裡去，踩兩腳，再拉出來，你看它染不染。更準確的說法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要想不變黑，就別到墨身邊去。

　　那時有人笑他，說我們現在近了你這個朱，為什麼反而變黑了？朱Peter笑著解釋說，因為我的中文名字叫做「朱墨」，你們近了我，是既近朱又近墨，你們要變得黑裡透紅了。

　　看來大姑媽是治病治根，把大姑父連根從中國拔起，再把他種到美國來，想以這樣的方式來挽救她的婚姻。不讓大姑父近墨了，他就不會變黑了。不知道美國到底是朱是墨還是朱墨並存，不過她有點象大姑媽批評她的那樣認死理。她覺得真正清白的人，就應該在什麼地方都是清白的，如果不是，那就不是真的清白。一個人一旦不清白過了，那他就永遠是不清白的了。

　　楊紅問：「那你丈夫他現在願意到美國來？」

　　「願意來，來；不願意來，拉倒。」大姑媽堅定地說，「這個我想好了，如果他不肯來，我們就離，但我的女兒一定要到我這裡來。聽說美國這邊對離婚的女人比中國那邊寬容，有些美國人找了拖油瓶的女人還覺得賺了一個。吃起飯來一大桌，問起姓來各姓各的家庭很多，大家見怪不怪，這樣小孩就沒壓力。在中國不敢離婚，怕的就是別人瞧不起，說閒話，孩子在外受欺負。如果沒這幾個擔心了，離婚有什麼可怕？女人又不是養不活自己。」

　　「這點你說得很有道理，沒有男人，女人也養得活自己，但是感情上的空白還是沒法填補的。」

　　「我丈夫他還是不願意離婚的，他也很念往日的情分，對外面那些應酬，他是能躲就躲，能溜就溜，對女兒也照顧得很好。他也知道，外面那些女人，有幾個是真心跟他好呢？不都是為了幾個錢，逢場作戲嗎？男人雖說四十還是一枝花，但到了六十、七十的，反而不如女人了，生的生病，中的中風，還得靠女人來照顧。風月場中的女人是靠不住的。」

　　「那他過來能做什麼呢？」

　　「我丈夫他也是學我這個專業的，有碩士學位，在這邊找個工作應該不成問題。」

　　楊紅想到Tracy，又想想眼前的大姑媽，突然想到人們出不出國，留不留在美國，完全不能用愛國不愛國來丈量。這兩個女人，一個出生於七十年代末，一個出生於六十年代中，一個到美國來尋找好男人，另一個到美國來培養一個好男人，動機都是很女人的。

　　大姑媽的飛機在三小時內就起飛了，楊紅戀戀不捨地把她送走，一個人找了個僻靜的位置坐下，回想她們兩個人的話。Tracy跑社會新聞的，她看見的都是社會的陰暗面，但楊紅也知道，那些陰的暗的，正在冠冕堂皇地變成陽的明的，人們已經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了。這股風正在強勁地吹向大學，楊紅自己就參與處理過院裡一個在外叫雞被派出所抓住的老師。

　　不論是Tracy採訪過的那些女囚的反抗辦法，還是Tracy自己的反抗辦法，都是楊紅不贊成的。殺人也好，殺己也好，都不能把一個變了心的男人殺回來，都不能解決問題。楊紅也不贊成女人以花對花，在她看來，女人胡亂地跟男人上床，只能是自取其辱；而且女人青春短暫，以花對花的階段也是短暫的；況且，等到夫妻兩在那裡COUNTNUMBER決定誰花得更多的時候，還有什麼愛情可言呢？

　　現在的社會的確象個大染缸，男人越來越放縱自己，女人也越來越放縱自己。男人越放縱，越覺得自己有本事有本錢；女人越覺得自己有本事有本錢，就越放縱自己。楊紅想，像我這樣「奔四」的女人，既沒有本錢放縱，也不願放縱，又不甘心自己的丈夫放縱，哪能活得不累？Tracy和大姑媽對付這些陰暗面的辦法就是跑到美國來，企圖找到在中國找不到的好男人，或者拯救一個被污染的好男人。

　　難道美國是女人的天堂？

　　楊紅無精打彩地看著機場的乘客，有行色匆匆的，有步履沉重的，也有像她一樣，坐在那裡，無所事事的。沒有人注意到她，她也沒看見一個熟悉的面孔。百無聊賴之中，就想起朱Peter曾經說過，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打發候機的時光，就把過往那些痛苦的記憶搜羅出來，打成包，丟棄在機場。

　　那好像是他寫的或引用的一首英文詩，他先念了英文，然後隨口把它譯成了中文，大意是：

　　機場是一個丟棄痛苦記憶的好地方。
　　不想污染你最無憂無慮的童年記憶，就不要將你的痛苦丟棄在生你的故鄉。
　　不想被漂浮在空中的憂愁擒獲，就不要將你的痛苦丟棄在你常住的故鄉。
　　也不要把你痛苦的記憶丟棄在你乘坐的飛機上，那小小的銀燕，載不動這許多哀傷。
　　把那些痛苦的記憶打成包，丟棄在機場吧，
　　因為那裡每個人都是過客，沒有誰會注意到陌生人的惆悵。
　　這樣當你再上飛機的時候，你已經與往日的陰影告別，等著你的，將是新的篇章。

　　朱Peter說他就是這樣打發候機時間的。這可能是他說過的最一本正經的話，一說完，就引起全班哄堂大笑。楊紅想像不出，象朱Peter這樣的人，會坐在機場的一隅，神色凝重地把自己痛苦的記憶打包。痛苦是一種沉重的感覺，痛苦是一種深刻的體驗，像他那樣即使不算淺薄至少也算得上輕浮的人，能有什麼稱得上沉重而深刻的體驗嗎？

　　楊紅現在願意相信，一個人能把過往的不愉快打成一個包，丟棄在機場。坐在一個陌生的機場裡，沒有一個人認識自己，好像思維都跟著大膽起來了。在熟悉的環境中，仿佛思維都是有聲的一樣，想一想，都會被人聽見，都會被人察覺，都會變成笑柄。這裡是美國，就算思維被人聽見了，因為語言不通，可能都沒人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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