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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儘管他們的性格完全不同，但他們還是很親近，也許，正是因為性格不同他們才能如此親密無間。尤拉外向、好衝動，娜斯佳則內向、安靜。科羅特科夫容易陷入絕望，但能很快地調整自己，振奮起來，挽起袖子投入工作。而娜斯佳則十分看重失敗，她會仔細地分析失敗，再從中找出經驗和教訓。要想讓她陷入絕望，則需要同時有許多失敗。但一旦她沮喪起來，那持續時間就會很長，什麼樣的意外驚喜、勸說都不能將她從這種情緒中拽出來。這時，她走起步來會很輕，一件小事也會使她眼淚在眼眶裡打轉，說起話來很慢，就像在照本宣科。她從沮喪中擺脫出來的唯一辦法是：娜斯佳本人明白，她的這種狀態已經影響到了她和她周圍的人。

　　當她看到工作受影響了，她就會努力振作起來，她會對自己說：娜斯佳，夠了，應該正常工作了。她作了一番自我調整，深吸一口氣，讓新鮮的空氣進入肺裡。這之後，眼眶內的淚水神奇般地乾涸了，言語也恢復了正常，生動而又活潑，不久前使她沮喪的事情開始變得可笑和不值得關注。當然，這是要經過一段時間的思想鬥爭的。有時，這段時間會有幾小時，但娜斯佳最終會通過自身的努力恢復常態。任何外部的影響對她都不起作用。

　　娜斯佳和尤拉·科羅特科夫配合得很默契，有時兩人會不約而同地想到同一件事。眼下，他們默默地喝著咖啡，各自想著各自的心事。尤拉打破了沉默，他剛說了幾個字，娜斯佳已猜出他下面要說什麼了，好像她非常清楚他心裡想的是什麼似的。

　　「阿薩圖良身上有一個記事本……」科羅特科夫開始道。

　　「而另一個人，實際上就是第一個人，因為他被殺得早，為什麼他身上什麼也沒有呢？口袋裡空空如也。錢夾和錢留下了，其他東西都拿走了。尤拉，你是男人，你說說看，男人會這樣吧？除了錢，身上什麼也不帶，女人我知道，若她只是拿著錢包和塑料袋去最近的商店買麵包，倒是有可能出現這種情況。若她帶著包，包裡就會應有盡有。而且錢包裡除了錢之外，還有一些別的東西。什麼票據啦、名片啦、記電話號碼的小本子和郊區公交車輛時刻表之類的東西，有些人的錢包裡還放著身份證。男人是怎樣的呢？」

　　「也和女人差不多，」科羅特科夫笑道，「他們的錢包差不多就像一個城市檔案館。口袋裡也會放一些東西：手帕、梳子、香煙、打火機、避孕套。眼下還時興放軟盤、電子記事簿之類的東西。」

　　「殺害阿薩圖良的兇手一點兒也不在乎警察會很快追查到他。也就是說，兇手對此無所謂。若殺害白頭發男人的凶乎和他是同一個人，那他為什麼會儘量掩飾，不讓警察查清他是誰呢？」

　　「你是想說，他們是被不同的人所殺，而且動機也不同？」

　　「不，尤拉。我想說的是，白頭發男人有所不同。我們白白地浪費了許多時間去調查加里·羅伯托維奇的關係。有人誘使我們這麼做，我們上當了，就像兩個小傻瓜。我們調查了石油商人的許多熟人，可以肯定地說，調查這些人我們根本就不可能追查到兇手。白頭發男人的案子為什麼會有所不同呢？也許是他和兇手的聯繫太緊，查到死者的身份，我們就可以立刻查清兇手是誰，或者是有別的什麼原因。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行啊，你！」科羅特科夫說道，「你還真理出了點兒頭緒。而我腦袋裡簡直是一團漿糊，攪也攪不開。怎麼樣，回家吧？」

　　「走，」娜斯佳同意道，「反正絞盡腦汁也不會想出什麼了。」

　　他們穿好外衣，一道出門，但並不急於去地鐵站。娜斯佳回家應該在「特維爾斯卡亞」站上車，但她不願意路過水窪和泥濘的地方，所以她決定去「契訶夫」站乘車。

　　「走到『大劇院』站乘車吧！」他說道，「我們透透空氣。」

　　娜斯佳順從地與他並行著。她一開始並不準備散步，但想到尤拉的女朋友快過生日了，也許他想買件禮物送給她，希望娜斯佳給他做參謀。

　　果真如此，科羅特科夫拽著她去了幾家商店。最終，他們為柳德米拉選了一套孔雀石飾物，娜斯佳也為自己買了一件連褲襪。

　　帕維爾的自我感覺非常不好。但他知道，這很快就會過去，只需忍耐一段時間。同他領導的小組的其他成員一樣，他也有特異功能，但他的功力較弱。他可以迫使一個人呆立不動、虛弱無力、不反抗，但這也會使他大傷元氣，發完功之後，他會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恢復。但麗塔做這些事就毫不費勁。控制一個人的意志，改變其想法，帕維爾·紹利亞克無論如何也做不到。至於說列米哈伊爾·拉爾金，那他可是無所不能。

　　帕維爾出生在匈牙利，他父親是一名武官。他的童年是在戒備森嚴的蘇聯使館裡度過的。

　　那時，他的名字叫弗拉基米爾，姓也跟現在不一樣。他是一個能幹、快樂和容易相處的男孩，能熟練他說兩種語言——俄語和匈牙利語，因為父母沒有送他到為大使館孩子開設的俄語學校上學，而是把他送到市里為黨、政高級幹部子弟設立的匈牙利語學校學習。瓦洛佳有許多朋友，他經常到同學家去做客，這是其父母與自己兒子的朋友的父母接近的非常好的、便利的機會。

　　那時候，蘇聯駐匈牙利大使就是後來當上了克格勃主席並改變這個容易相處的小男孩、武官的兒子一生的人。可當時誰會知道呢……

　　在匈牙利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後，他們全家搬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在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事件發生之後，他們舉家返回了莫斯科。那時他17歲，正好中學畢業，能自由地用匈牙利語和捷克語對話。他順利地考進了克格勃高級學校。當然，在入學之前，他還需要在軍隊服役一段時間。瓦洛佳並不懼怕這一點，他的身體很棒、很健康，同時他也很守紀律。

　　當兵對他來說確實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的表現很好，可以說，他是心甘情願地服役的。按時作息，整理內務，訓練，擦地板——這些對他來說都顯得很輕鬆，一點兒也不覺得是一種負擔。因為，父親從小對他灌輸的就是這些。無條件服從上級，鐵的紀律和遵守規章制度。不應該有絲毫個人想法，不應該有絲毫遲疑，你的任務就是服從，瓦洛佳能夠做得很好。

　　服役過後，瓦洛佳開始在高等學校學習。他很能幹，記憶力好，反應也快，擁有外語天賦。前駐匈牙利大使1967年就當上了克格勃的主席，他仍同瓦洛佳的父親保持著私人友誼。畢業之後，年輕的軍官被留在了克格勃的總部機關工作。主席經常使用瓦洛佳所掌握的小語種的知識，常讓他擔任一些重要談判的翻譯工作。

　　一個偶然的機會，瓦洛佳知道克格勃有一個絕密的實驗室，它專門研究催眠術和其他非常規方法的使用問題。他克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找了個藉口進了這家實驗室，想看看他們研究的究竟是什麼。

　　「瞧，」有人對他說，「特製的腦照相機，我們的最新研究成果。它可以很快判定，一個人是否有潛力，是否能勝任工作。想試試嗎？」

　　給他戴上頭盔，接通了傳感器。不知什麼東西嗡嗡嗡地響了起來，不一會兒，摘掉了頭盔，結果也出來了。

　　「你有天賦，但不大，」實驗室的人對他說，「但很明顯，你並不知道自己的天賦，也沒有研究過它們，當然就更談不上去發掘了。你身體裡的生物電流很強，但你不會控制。」

　　「那怎樣去控制呢？」瓦洛佳驚訝道。

　　「需要訓練，我們研究了一套專門的方法。你知道嗎？一個人擁有的天賦不會很多。應該學會控制、使用，否則這種天賦就會沉睡在你的機體內。需要訓練、完善。我現在給你講一些你聞所未聞的事情，」實驗室的人繼續道，「大自然非常慷慨地賦予了人們生物電流潛力和各種能力，對自然界來說，這實際上並不是個別現象。但從沒有人去解釋這種現象。若發現有人擁有這種天賦，這人會被視作是不正常的。在有的情況下，一些人會被視作是聖人，而一些人則會被認為是巫師或者巫婆，會被扔到火裡燒死，而另一些人則會成為薩滿、巫醫。雖然各人不盡相同，但事實上是一回事，都認為這種能力是特殊的、非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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