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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有，這件事有些蹊蹺，他在休假時，所長是我。我是所長，明白嗎？作為一位領導人，我完全知道我的研究所裡發生的事情。應當由我，而不是由部裡的某某人決定，什麼需要通知正在休假的所長，而什麼不需要通知他。早在一個月前，我和他就說妥，只要一有可能接受這種任務，他馬上辦理休假手續出發遠行，而起草文件的任務將由一個工作組完成，這個小組由我領導，因為在這類問題的研究上，我畢竟比他強。倘若他還在莫斯科的話，那麼人們就搞不明白了，為什麼他不親自領導工作組，撰寫這份重要的文件呢？這可是一份事關全國的要件啊！而在他已經走了的情況下，不會再有什麼問題了。可是，為什麼又有人通知了他，你能給我解釋一下嗎？打這個電話就等於把他逼進了一個角落，使他無法再做其他選擇。因此得到這個通知後，他就不可能仍呆在療養院裡了，必須對這件事做出反應，需要立即動身回來領導工作組。這就是他的情況，事情這麼辦會使誰更加滿意呢？」

　　「我不明白，你為何如此心神不定，」這位官員聳了聳肩說，「如果按地位而論應當由他領導工作組，就讓他名正言順地去領導吧，如果你在這方面的研究造詣甚高，所有材料由你起草。大家都是這麼辦的，我沒看出有什麼問題。署上領導人的名字僅是為了履行公事，首長從來也不親自動手。」

　　「這事在您看來可能不值一提，」普裡貝洛夫用很平靜的語氣說，「我的博士論文應當派上用場，我需要將它付諸實踐，同時我也需要名望。如果由我領導工作組，對此必然要下命令，它就能永遠證實這一事實。而如果由我們所的頭兒正式領導這個小組，那麼我什麼好處也撈不到。親愛的，我已經不是應當為這位大叔效力的那個歲數了。因此請您要考慮到，我們的研究所會葬送這項任務。我們將愧對整個部，而部又會愧對政府。」

　　「你這是危言聳聽，」這位國家官員指出，「要知道現在是你領導這個研究所，你是代理所長。你竟然如此無動於衷地對我說，你的研究所完不成部和政府下達的任務？換句話說，你是位不稱職的所長，你沒能力領導這個研究所，是不是這樣？」

　　「假若我是所長，那就應該由我領導這個工作組，」普裡貝洛夫態度很堅定地說，「在這種情況下，我要親自對出手的總結性文件的質量負責，我可以向你保證，送出的文件必定是觀點明確條理清楚邏輯嚴謹的。而如果工作組由我們那位院士所長領導，那麼你們作為辦事正派的人應當起草一份命令，將他從休假地召回。那時這份總結性文件就不是在我的領導下，而是在他的領導下被葬送。你們應當明白，現在這種做法，不僅把他推到了眾矢之的的位置上，就連我也不能倖免。既然你們不讓我領導工作組並組織文件的撰寫，你們就別打算把失敗的責任往我身上推。親愛的，您對這類需要慎重做出的行政決定怎麼能抱無所謂的態度呢？」

　　「這麼說來，還是你對，考慮得周全。」這位熟人沉思少頃後說。

　　第二天，院士所長轉彎抹角地瞭解到，由於要撰寫一份關於車臣危機的材料，部裡就有人賣勁地打起了研究所的主意。院士所長開始有些坐臥不安，雖然傳到他耳朵的消息是隻言片語，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文件的完稿日期要大大提前……他從普裡貝洛大的臉色就已感覺到，想得到他的幫助和支持是沒有指望了。全部希望只好寄託在謝爾貢身上，此人也是一位副所長，正在籌備起草這份文件的一些理論家和調解衝突的專家也曾在他的領導下工作過。

　　彼得·帕夫洛維奇·謝爾貢同樣想參加瓜分這塊大蛋糕。不過他的做法不像普裡貝洛夫那樣魯莽和不顧一切，但是想插手這份文件起草的想法確實存在。彼得·帕夫洛維奇想領導自己從事的科學研究工作，成為專家小組的頭，這些專家只對這個科研方向範圍內的一些課題開展研究。他對其他問題不感興趣，也不想為了錢或者職位去研究它們。他渴望具有學者的名望，他把這種名望只看做是在獨立科研方面發表了精品佳作和提出了真知灼見的結果，這項科研工作解決了在多民族社會意識背景下的社會衝突問題。當然，他同樣非常希望在上送材料的附函中寫上，此材料是由謝爾貢副博士領導的工作組寫成的。這也為他今後出名作了鋪墊。當他要為創辦自己的實驗室甚至研究所而開闢道路時，大家都會說：這就是那位為總統起草文件的謝爾貢；就是這位謝爾貢解答了制止車臣戰爭的一些疑難問題；這些人都曾經和謝爾貢一起工作過，他們是謝爾貢學派。到那個時候不但有了自己的研究所，也有了經費，有了幹部，對他當刮目相看。

　　但是，他不知道應當怎樣做才能把謝爾貢的名字寫進那封附函中，對此他一籌莫展。

　　有一天，他是乘地鐵回家的。那天路上結了一層薄冰，清晨路面打滑，他沒有冒險開車上班。天色已經很晚了，10時15分了，可是當他離開研究所大樓數米遠轉過身抬頭望時，透過第五層的窗戶可以看到明亮的燈光，這就是說研究人員們還在工作。當然這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部裡每月總要向他們下達一兩個「急件」，大家加班加點幹工作，因為他們每人都佩戴著肩章，就可以命令他們說：工作沒幹完不准回家。大家都沒有走，認真工作，誰也不閑著。

　　這個研究所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位於歪歪斜斜的一些小巷深處，小巷雖說是石砌路面，但工程質量低劣，加之路燈經常不亮，路過這裡踏進凹坑和威腳的事時常發生。從研究所有三條路通向三個不同的地鐵站，距離幾乎都差不多，路都同樣不好走。

　　彼得·帕夫洛維奇注意看著腳下和人行道路面，小心翼翼，生怕摔一跤，他只顧走路，沒有察覺從哪裡冒出來一個男人。也不知道他是迎面走過來的，還是從後面赴上來的，或是從側面過來的。

　　「您就是彼得·帕夫洛維奇嗎？」那個男人用渾厚的嗓音像背臺詞一樣地問道。

　　「是的。」謝爾貢順口答道，困惑不解地看了看這位陌生人。

　　站在他面前的這位男人，高高的個頭，穿著講究，看上去和他年齡相仿，沒有戴帽子，滿頭濃密的花白頭髮，一雙黑而明亮的眼睛。

　　「我想耽擱您幾分鐘時間，我不會留您太久，不過，這要看您配合不配合了。」

　　「請原諒，」謝爾貢果斷地說，此時他仍穿著上班穿的軍裝，佩戴的是上校軍銜，「現在已經很晚了，我正急著趕路。再說，我倆也不認識，如果您有事找我，請在上班時找我。」

　　「我怎麼可能到班上去找您呢？」花白頭髮的陌生人語氣緩和地反駁說，「沒有特別證件，門衛不會讓我進入你們機關的。我只有身份證，要進入你們的辦公區，它絕對不管用。給您打電話吧，我也辦不到，因為我沒有您的電話號碼。」

　　謝爾貢心想：「還是在這兒讓他把話說完，然後我再走，總比把電話號碼留給他強，因為一旦他有了電話號碼，再甩開他就難了。」

　　「這樣吧，咱們邊走邊說，我要到地鐵站去，您就說您的事情吧。」他打定了主意後說。

　　「我請您原諒，我嘛，大概缺乏教養，」花白頭髮的人用乾巴巴的腔調說，「我願意與之交談的人，他應當是一個男子漢，彼此面對面地交談。我不能與那種心不在焉的人——邊走邊看著腳下、心裡想著別摔跤的人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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