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瑪格麗特·杜魯門 > 水門疑案 | 上頁 下頁
一八


  他們離開南安普頓,開始了航行。抵達紐約前要在勒哈佛短暫停留。艾爾菲發覺她希望他們倆之間這種冷冰冰的距離能夠化去,至少在他們一起航行的這幾天裡。在海上的第一夜,吃過大餐,跳過舞,看著他睡去後,艾爾菲坐在他們的艙室裡久久不能入睡。她忽然覺得很難過。這是個多好多正派的男人啊。能找到他她是多麼幸運啊。她默默地希望等他們從紐約回來,他們可以重新開始,兩個人更加愜意地在一起過日子。可惜,這不可能了。

  過了還算風平浪靜的一天后,天氣變壞了。45英尺高的大浪撞擊著這艘大船,把房間裡沒有固定好的家具拖過來拖過去,上了年紀的旅客都被掀到了牆上。船長一再地通告,任何人在暴風雨平息之前,不要冒險外出上甲板。

  中午,艾爾菲好不容易走到雅致的皇后燒烤餐廳用午餐。餐館裡稀稀拉拉地只坐了一半的人。許多旅客寧可待在房間裡,也不願冒受傷的危險出來享受美味。迪特去了船上的書房,不過說好要在餐館跟她會合。他一直沒有來。

  到了下午兩點鐘,船上的人有所警覺了,他們開始了細密的搜尋,可一點影子也沒找到。艾爾菲就整日待在房間裡,一直到夜色降臨,得到的報告還是沒有找到迪特。到了這個時候,人們就推斷他一定是不顧船長的警告在暴風雨中一個人走上外甲板,也許離船舷太近,不小心失去平衡,掉到海裡去了,還可能怎麼樣呢?

  晚上艾爾菲呆在船長的私人房間裡,船長夫人不停地安慰她,船上其他高級人員也在,包括一位牧師。到了半夜,她託辭出來,回到自己房間想睡一會兒,睡上個把鐘頭也好過一些。她打開壁櫥取睡衣,發現在她最喜歡的粉紅蕾絲睡袍上安放著一個信封,上面寫著她的名字,是迪特的字跡。她把信封拿了出來,坐在床上,打開信封,讀信的內容:

  我最親愛的艾爾菲——

  當你發現這封信的時候,我將已經安息在大西洋的深處。我向你隱瞞了一些事情,但我本意是好的。就在我們離開的時候,我得知美國方面不可能為克呂格企業提供融資了。公司看來前途黯淡,我也想不出什麼可行的辦法來制止它繼續走下坡路,或許我自己身體狀況好一些,就會有信心和精力為它再搏上一搏。可惜事實不是這樣。我患有絕症,是腦瘤,很快我就會被它奪走生命,所以我選擇將這既定的程序加快,而且我選定就在這艘豪華巨輪的甲板上實施我的計劃。幸運的是,在我發覺我的病情之前,我就購買了巨額的壽險。這些保險額再加上以後你把我的廠子賣掉的款子足夠你安排你以後的人生。我為自己能為你做這些事而感到驕傲。

  好像沒有什麼要說的了,我相信你能夠理解我的決定。我想人們知道了是我自己放棄了生命後,會讓你很尷尬,我很抱歉因此給你帶來的任何不快,我最親愛的人。你要知道我愛你,艾爾菲,我一直都愛你。

  你的情人、丈夫和朋友,迪特

  到第二天清晨,暴風雨終於退下去了,甲板上陽光耀目。艾爾菲走上甲板,站在船舷邊,望著海天一線的遠方。他死得快嗎?他可曾在水裡掙扎過?水是不是冰冷得把他凍昏過去?他最後是怎麼想的她?他的壽險會不會因他的自殺而失效了呢?

  她從大衣口袋裡抽出那封信,把它撕成碎片,放開手讓風帶走它們,看著它們紛紛揚揚地飄向她丈夫安息的地方,直到再也看不到了。

  伊麗莎白女王二號到達紐倫港的時候,十幾艘消防艇列隊迎接,從消防泵中噴出數十條水柱沖向空中。兩艘美國軍艦驕做地傍在她兩邊,駛進港口。從勒哈佛到紐約阿姆布露絲燈塔的航程歷時4天16小時35分鐘,平均時速為28.02海裡。

  報道這次處女航的記者們現在又有了第二個追蹤熱點。船上的新聞記者利用船上的通訊設備給在紐約的同事們發回關於德國企業家迪特·克呂格去世的悲劇,而他夫人、社交知名人士艾爾菲·多倫斯·克呂格就在船上的消息。

  「是什麼讓他在這麼糟糕的暴風雨裡跑到甲板上去的?」有人問她。

  「迪特是個冒險家,」她答道,「他喜歡挑戰,敢於面對任何危險。我真希望他沒有這樣做,可我的希望也無法讓他生還。現在他就在大洋的某處安息,而他留給我的回憶將支撐我捱過我的餘生。對不起,我還要準備追悼儀式,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感謝各位的關心。」

  在接下來的幾周裡,她認真地製作了一個名單,上面記錄著表示悼念的人和沒有這樣做的人。

  第15章

  第二天 國務院

  馬可·史密斯和他的朋友國務院拉美司的荷曼·文柯勒會後一起離開大樓。他和其他四位要去墨西哥的大選觀察員剛剛由墨西哥處主任克萊格·凡布朗克通報了有關情況。文柯勒也是與會的觀察員之一。

  「有午餐計劃嗎?」文柯勒問道。

  「沒有。我本來想轉到安娜貝爾的藝術館看看她餓不餓。她不會餓的。」

  「那麼,咱們一起吃吧。」

  他們步行到坐落在第二十五大道上瑞維爾飯店的霧底咖啡館,從那兒到馬可和安娜貝爾搬到水門之前的住處只有幾步路。他們叫了雞肉愷撤色拉和蘇打水,就開始了那種老友間的讓人很舒服的交談。誰會參加世界聯賽啦,本地區狀況的改善啦,這個冬天會不會比去年冷啦,當然話題還談及到他們的老婆。等到喝意大利咖啡的時候,才轉入更實質的話題,當然跟老婆們無關。

  「水門那個謀殺案有什麼新聞嗎?」馬可問。

  文柯勒身子往後一靠,左右看了看。

  馬可說:「放心吧,我不會說出去的。」

  文柯勒又靠上前來,雙時擱在桌上,「我沒有官方的消息,我是說,我還沒收到這方面的備忘錄,不過就我所知,被殺的那位先生來這兒是出於政府目的。」

  「誰的政府?」

  「咱們的。噢,我需要修正一下,是出於准政府目的。」

  「荷曼,我有好幾年不用『准』字了。要麼是,要麼就不是,沒什麼『准』不『准』的。」

  文柯勒笑道:「華盛頓的一切對我來說可都是『准』的。不管怎麼說吧。他名叫加沙,是墨西哥城的一個工會組織者,後來跟革命制度黨鬧頂了,不得不被弄出那個國家。」

  「他幹了什麼就鬧頂了?」

  「他開始報告一些腐敗呀,吃回扣啦這樣在那邊很平常的事。他來華盛頓就是要跟一個智囊團談的。」

  「什麼智囊團?」

  「一個專門研究墨西哥的新組織,墨西哥力量。聽說過嗎?」

  「沒有。不過,華盛頓的大半組織我都不知道。在這兒有個什麼來由或興趣,就能成立個組織。他們是幹什麼的?」

  「嗨,我想是搜集情報。他們希望總統對墨西哥的軟政策能改一改。」

  「喬·艾普賴爾該很喜歡聽聽他們會說些什麼。」

  「我也這麼想。馬可,咱們打個賭,看艾普賴爾和總統什麼時候鬧僵?」

  「這是不可能發生的。艾普賴爾是個忠誠的中尉。他在自己坐進橢圓辦公室之前是不會對總統的政策有異議的。」

  「也許這不是最佳策略。還記得漢弗雷·約翰遜和越南嗎?胡伯特那樣捍衛約翰遜的立場也沒落什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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