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H·列昂諾夫　>　眼鏡蛇的一次猛撲　|　上頁　下頁
三一

　　「你能幹。可你卻沒想過，甚至你的很健康的建議都會從根本上改變情勢？我不知道你的杜羅夫的頭腦如何，但他的老闆確實很聰明。除了民警以外，是沒人來掩護這位過去的刑偵人員的。這位皮貨商（他的真實身份尚不清楚）可能以為出現了具有遠見的人。而杜羅夫本人和他的老闆卻很清楚根本沒有什麼人掩護。」

　　「照你的分析，杜羅夫不用多久就會推算出我來。」克裡亞奇科說道。「在簡短的交談中，我們相互都能很好地理解。而如果他明白在院子裡開槍的是一位刑偵人員，那就意味著，是一位民警將杜羅夫從賭場『引開』的，也就是說，那家店子必須關閉。」

　　「要不就擴大。」古羅夫反駁說。

　　杜羅夫的手和臉龐都紮著繃帶，有的地方從繃帶裡滲出血來。他住在莫斯科近郊一家簡陋的膳宿旅店的兩人房間裡。巴維爾·彼得羅維奇·烏索夫坐在窗前的一把圍椅上，膝蓋夾著一本打開的書，望著夕陽照耀著的樹葉，正在猜想：地球上到底有沒有人能夠說出秋葉的各種細微的顏色，從深綠到深紅，從淡紅到檸檬黃呢？「不，我確實是成不了藝術家的。」烏索夫得出這一結論之後，打開了擺在身旁的落地燈。

　　杜羅夫仰面躺著睡著了，他張著大嘴，頻頻打鼾。他睡得很沉，他雖然沒吃安眠藥，卻喝了兩瓶白蘭地。

　　昨天下午，烏索夫正在等電話的時候，心裡開始煩躁起來了。已經說好了的，如果談判順利，杜羅夫就打電話來，等到鈴聲響過兩下之後他就掛上話筒，半個小時以後，他們再到以前是「阿爾巴特」飯店所在的新阿爾巴特街見面。如果問題難辦，那麼杜羅夫就打電話，告訴他車子在哪裡接他。萬一他處於監視之下，他就直呼烏索夫的名字。

　　一點鐘左右，杜羅夫打來了電話。等到鈴聲響過五下之後，烏索夫取下話筒，聽到：

　　「我在凱旋門拱橋附近自己的車中，急需碘酒和繃帶。」

　　當烏索夫乘車來到時，他發現杜羅夫情況不妙，流失了許多血。身上的傷口倒不大，但右手的靜脈被劃破了，不得不去醫院。他們向醫生解釋說這個人站在梯子上擦洗窗戶，不小心從梯子上摔了下來。情況已經相當清楚，他們沒有去叫民警。

　　醫生把傷口縫上，輸了血，建議住院，但卻帶著明顯的輕鬆心情讓他回家去了。

　　烏索夫把汽車扔在部長官邸，然後去膳宿旅店。他的一位熟悉的退役民警在那裡負責。他是一位民警，退了休也是民警。這位朋友對於從梯子上摔下來的神話，根本沒聽，就說房間即使在旺季也是有的，現在更是多的很。為了不引起注意，他們要了一個兩人住的普通房問。

　　杜羅夫打開一瓶白蘭地，喝了一杯，接著又喝了第二杯。還沒來得及醉，就問道：

　　「你的計劃怎麼實現呢，上校先生？」

　　「你講吧，我們來研究，」烏索夫小心翼翼地回答。「出什麼事了，你這些傷口是怎麼得到的？」

　　「他們要你的命，」杜羅夫坐在圍椅上把頭一仰，等著白蘭地發作。但酒精沒能戰勝精神的緊張，所以他還是處在仔細衡量的狀態中，頭腦雖已不大清醒，但還沒有酩酊大醉。「他們打算把我送到郊外，狠狠地審問我。上校，你見過這樣的屍體嗎？」

　　「你也沒作聲？你是個既堅強又聰明的漢子，阿爾焦姆，但也不要把我當白癡。」烏索夫也吞下了一口白蘭地。「生意人！薩比林的確是個生意人，他不應該去玩這樣的魔術。」

　　杜羅夫把剩餘的白蘭地從瓶裡倒出來，潑到烏索夫的臉上。

　　「下一次你自己去，用你自己的狗命去檢查自己的理論結論。」

　　「你說得對，」烏索夫走進浴室，洗完臉又坐到圍椅上。「要是我，不會跑出來的，隨便什麼都會簽字的。你說說你是怎麼跑出來的？」

　　「他們想給我戴上手銬，我用椅子打他們，然後跳窗逃出來的。辦公室在一樓。」

　　「窗戶沒有欄杆嗎？」

　　杜羅夫好久沒有答話，吐了一口血夾著白蘭地的吐沫，打開第二瓶白蘭地喝幹了。

　　「我現在活著，而且自由了。我想睡覺，以後再給你講欄杆的事，講你我都是笨蛋。」

　　他醉意發作起來了，不知道他會不會睡著，不過相信談話要推遲。不管烏索夫上校是否明白杜羅夫的心理狀態，但沒什麼可反駁的。上校清理好床鋪，幫助這個同夥脫衣躺下，然後拉好窗幔，打開落地燈，走出門去，隨手把房門關上。

　　旅店是空空的。烏索夫同旅店的行政負責人開玩笑，說酒精有害，你看他的這位朋友的嘴臉被櫥窗劃破了，現在正在睡覺，而他這個倒黴鬼卻得同領導通話，解釋他們有兩天不能上班的原因。

　　「今天是星期五，」那行政負責人把電話機擺到隔板上，看了看烏索夫。他明白了，此人想沒有證人好撒謊，於是朝大廳的深處一指，那裡也有一部電話。

　　「星期五，這很好，」烏索夫說道，其實週末的到來，對他個人來說，並不及時。「我們是搞個體生意的，星期幾對我們沒有什麼意義。」

　　烏索夫很瞭解，在俄羅斯即便是道德家，也認為酒是重要的辯護理由。既然一個人同你談出他發生在熟悉土壤上的不快，你就應該承認他是個正常的人，而且是你的知心朋友。

　　經過不太久的思考，烏索夫向那位聰明的行政負責人要了一點白蘭地和一個杯子，然後朝電話機旁走去。

　　他打的第一個電話，是給「電視機修理工程師」的。此人借出兩百萬美元，現在想收回，烏索夫認為「薩莫依洛夫工程師」是皮貨商能夠抓住的唯一線索，如果他打算在事件發生之後找到那個希望收回舊債的人的話。

　　從聲音來判斷，說話的女人不很年輕。她的話先是把烏索夫嚇了一大跳，後來才讓他平靜下來。她說：

　　「他不在，什麼時來，也不清楚。如果您每隔一小時就來一次電話，我也生不出他來，因為我已經不是生孩子那樣的年歲了。我什麼都已說過了，您把音錄下來吧。現在每個鞋匠都有錄音機。上帝啊，我忘了，皮鞋匠現在沒有了，以前他們並不富有，然而是受人尊敬的人。您是明天還是今天晚上打電話來？我求您早點打，我睡得早……」

　　「謝謝，對不起，打擾了。」烏索夫說道。他聽到那女人還在繼續說話，便把話筒放下了。

　　「這就是說，『工程師』是個有遠見的人，他知道他的『要求』，帶有相當大的風險。然而他沒有預先提出。沒關係，如果事情牽扯到金錢的話，那就一切都會考慮到的。然而好人經常在我的老闆——部長家裡作客。」儘管令人驚訝，這事還是一開始就散發出刑事犯罪的味道。否則他，烏索夫就不會把借款人轉送到波裡斯·彼得羅維奇·加依那裡去，就會不加掩飾地直接處理這個事情。

　　烏索夫給加依打電話。加依很忙，於是烏索夫上校便把電話接到公館。拿話筒的不是掃院子的工人，而是一位不大清醒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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