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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材料文字簡短：「1975年，洛杉磯市警察局對基爾克·摩蘭進行了調查。他涉嫌參與馬爾科姆·赫曼對加利福尼亞銀行一個分支機搆的搶劫活動。由於摩蘭能夠提供不在現場的證明，調查工作因而停止。」 　　「就這些嗎？」 　　他一聲不吭地點一下頭，繼續啃他的比薩餅，目不轉睛地盯著熒光屏。 　　四小時以後我狠勁一摁電腦的關機鍵，大聲說道：「今天到此為止。」 　　「我還有幾分鐘。」菲爾輕聲含糊地說。 　　我離開信息中心，在餐廳弄了一杯咖啡，跟史蒂夫·迪拉吉奧商談一番之後終於坐在我與菲爾共用的辦公室裡，仔細研讀檢察院提出來的一長串問題。他們關心的是，逮捕卡洛斯·門多紮是否符合對待外交人員的有關規定。 　　我被搜索那些牛鬼蛇神弄得頭昏腦脹而不得不撒手暫停。兩小時以後，菲爾興沖沖地跑進我們共同的辦公室，手裡揮舞著電腦打印件。 　　「我找到他們了！」他洋洋得意地大聲喊道，「我找到他們所有四個人了！」 　　生活中總有一些短暫的時刻，一個人甚至對自己最好的朋友也難以忍受。 　　範希·赫維什在「每日紐約」的晚間新聞中，為記者招待會的幾個畫面準備了一段解說詞，結尾的一句話是：「對羅德尼·柯拉夫是否真是殘殺三位姑娘的兇手的懷疑是不可能被排除的。」 　　製片人拉德·佩拉把最後這句話從草稿中一筆勾去。 　　「這樣的話你可不該說，寶貝！」他解釋道，「整整一天我們電視臺都不斷接到觀眾的電話，他們一致認為，這雜種只配享用電椅。我們百分之九十的觀眾也持同樣意見。在這種情況下我不能讓他們聽到你對他們說不要忙於下結論的話。這只會使得他們更加憤怒，更加衝動。」 　　範希沒有反駁。在播放時，她使用了經過修改的文字。 　　新聞錄製室的燈光剛一熄滅，她立即找到編輯亞當。「你弄清這個手機電話是用的准的名字？」 　　「格雷戈·塞洛夫。」亞當回答。 　　範希先是一驚，接著便不禁捧腹大笑。「這我本該早就想到才是。多謝，弗雷德！」 　　在回家的路上，她深深地陷入沉思。 　　給她送來手機的男人對什麼都了若指掌。 　　他瞭解她與塞洛夫的關係，知道她喜歡哪家咖啡餐廳，她開什麼車，她住什麼地方。 　　這些根本不是羅德尼·柯拉夫這種頭腦簡單的衝動型案犯幹得出來的。 　　女記者隱約感到某種威脅正在向她襲來。 　　難道她只是一場撲朔迷離的危險遊戲中的普通角色嗎？ 　　回到住所，她久久地查看著手機，把這只輕巧的傢伙在手指間撥弄來撥弄去，似乎可以從它身上發現一個隱秘的線索。最後，她撥了塞洛夫形體教練館的電話號碼，可惜沒能跟他說上話，因為她正在教一位女學員。 　　她手裡拿著一杯威士忌，坐進沙發裡，小口啜著，極力理清自己紛亂的思緒。 　　手機就在她面前的桌子上。 　　她想：如果他無論什麼時候都知道我正在做什麼，我在什麼地方，甚至也許還在觀察我，那麼他現在就可以給我掛電話，因為我正好是一個人。 　　她幾乎是懷著懇求的目光凝視著桌上的手機，可它卻依舊默默無聲。 　　傑克·朗迪，26歲，有盜竊汽車、入室盜竊、街道搶劫等前科，最後于費雷斯諾的監獄獲釋。 　　巴爾尼·克拉達姆，人稱克拉德（意為髒傢伙），41歲，犯有大量前科，兩次因涉嫌謀殺被捕，但由於證據不足而未判刑，最後成為一個名叫保羅·迪爾所組織的歹徒團夥的成員，直到迪爾被對手擊斃為止。 　　路易士·加爾斯科，38歲，因謀殺罪被判刑十五年，與克拉達姆相同，亦為迪爾歹徒團夥的成員。 　　第四份打印件是關於馬爾科姆·赫曼的，有關他的主要資料我已經讀過。 　　「你怎麼找到他們的？」我問菲爾。 　　「我稍微在加利福尼亞尋找了一遍。」我咧嘴一笑。他從來不向我透露他的計謀和招數。 　　應菲爾的要求，洛杉磯警察局把這四名男子的完整檔案給我們傳真到紐約。 　　巴爾尼·克拉達姆和路易士·加爾斯科的檔案篇幅浩瀚，厚厚一大摞。從他們的簡歷來看，他們的歹徒生涯早在青少年時期即已開始，雖然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亡命之徒，卻從未成為歹徒團夥中真正的頭面人物。 　　關於傑克·朗迪只有短短幾頁。然而他的殘忍兇惡卻極突出。他曾在兩次攔路搶劫案中將受害人打得重傷致殘，人事不醒。 　　馬爾科姆·赫曼的案卷也是薄薄數頁。自從七十年代那次襲擊銀行和刑滿釋放以來，他似乎已從洛杉肌警方的視線裡消失得無影無蹤。唯有一個附注透露出他很可能長期滯留於墨西哥。 　　「你確實有把握，我們這不是在白白浪費時間嗎？」我把手放在這厚厚一摞從打印機和傳真機裡吐出來的資料上，向菲爾問道。 　　「怎麼這樣說？」他反問我。 　　「頭兒交給我們的任務是偵破三起殘害年輕婦女的兇殺案。帶有非正常衝動型作案特徵的罪行。而我們現在卻把注意力放在與我們在一家夜總會偶然相遇的四個傢伙身上。」 　　「這可是些惡貫滿盈的傢伙。」菲爾反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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