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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一個叫布蘭迪的人給你打過電話。」他看見我說。

　　「他聽起來怎樣？」

　　「他好像喝醉了。」

　　「今晚他再來電話，你幫我接一下好嗎？我不想現在和他談，等他清醒後再說吧。」

　　「你想讓我幫你應付他嗎？你們怎麼了？」

　　「其實也沒什麼，他把事情搞糟了，所以蘭娜解雇了他。」

　　「現在我倒成了你的秘書了。」

　　「你不幫忙就算了，我可以把電話接到留言機上。」

　　「如果來電話時我在旁邊，我肯定會接的，但是我要修一下凱茜房間的下水道。」他舀起一勺褐色的東西問，「這是什麼？」

　　我看著桌上盤子裡的東西，努力地回憶我點過什麼菜，因為這東西看起來就沒胃口，而且從沒吃過。麥克遞給我一杯冰鎮的白葡萄酒，我抿了幾口後，覺得自己又餓又累，所以也沒在乎是什麼菜，隨便吃了幾口。

　　「多謝你的酒，麥克。」我說。

　　「還有你的吻，麥克。」他模仿我的口氣細聲說。

　　「多謝你的吻，麥克。」我跟著他說，然後我走過去，拉起他的襯衣，把我濕濕的手放在他溫暖的後背上，用我的鼻子輕輕碰他紮人的脖子，「我想飯前洗個澡，好嗎？」

　　「停水了。」他說。

　　他跟我說過凱茜房間下水管的事，這兒總有一些基礎設施需要修理。我只能用瓶裝水洗了洗臉和手，然後又回到桌邊。

　　麥克說：「我跟凱茜通過電話了，她一切都好，而且還很高興。」

　　「我想她。」

　　「她會適應那裡的。」

　　「我知道，但是我還是特別想她。」

　　他沖我眨了眨眼睛，做出滑稽的樣子逗我：他豎起腦袋，鼓起腮幫，然後眯起眼睛，眼角的皺紋全都疊在了一起，像個老壽星一樣。我忍不住笑了。我不知道他為什麼這麼做，我只想馬上撲到他懷裡，讓他抱住我不放。

　　吃完飯後，我們把桌子收拾好，把碗碟先放進水池裡，等到有水時再洗。

　　我們一起走出廚房。「你今晚帶我去見安冬尼·劉易斯嗎？」我問他。

　　「我想先把水管修好再說。」

　　「那就晚了。」

　　他吻了我肩膀一下說：「安冬尼·劉易斯哪兒也不會去，只有天黑後他才會出去和舞女鬼混。」

　　說到這兒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格羅莉亞·馬庫斯也會參加海克特的葬禮嗎？」

　　「她敢去，我就殺了她！」

　　「那樣的話，我就可以把這一幕也拍下來。」

　　麥克上樓修水管去了，我則走進工作室為我對安冬尼的採訪做準備。

　　1974年，安冬尼·劉易斯還是一個精神病患者。他在聖·昆延被關了九年，出來後他一直過著漂泊不定的生活。麥克是通過緩刑處才找到他——他住在一個鬧市區東部的精神病過渡療養院裡。

　　我先給吉多打了一個電話。

　　「今晚我們要去安冬尼那兒。」我說，「我想能有個人幫我拍攝。」

　　「我該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那地方可能又小又暗，麥克會和我們一起去，還會帶上槍。」

　　吉多「啊」了一聲，顯然有些吃驚。

　　我和吉多曾在一起工作多年，負責一系列國際新聞工作，而且每一次進行得都很順利。在薩爾多叢林中的一次事故之後，我改行做別的了，而吉多還繼續做他的工作。他一直記著我，經常給我寫信，並且每年都給我寄聖誕卡。後來，他也改變了主意不幹了，起初，他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電影學院任教，接下來我聘用他做了我的攝影顧問，他的學生也作為實習生參加我的節目。現在他有穩定的收入，體面的社會地位，很有責任感，仍然像小夥子一樣，做事風風火火。他說他會在一小時內趕到我家。

　　在吉多來之前，我拿出警方關於安冬尼·劉易斯的文件。他曾因弗蘭迪的兇殺案被查過，因為在70年代中期，他曾經誘引並襲擊過五名警察，殺死其中三名，重傷一名。而且警察並不是他攻擊的惟一的目標——他還殺過兩名大學生，還用砍刀砍傷過一名。

　　剛開始時，警方四處尋找能把劉易斯和弗蘭迪的死聯繫起來的線索，但兩人之間並沒有什麼明顯的私人關係。隨後，警方又開始尋找政治原因。他們調查了安冬尼·劉易斯和一些反對警方的反動組織之間的潛在聯繫，從黑人穆斯林到一些守舊的黨派發現了一些線索。

　　劉易斯的家被搜查過，並沒有什麼違法的東西。他們很窮，但是生活卻很穩定。我不知道審判機關有沒有確認劉易斯是否有犯罪動機，我甚至懷疑劉易斯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或許他心裡正在想該如何解釋自己的所作所為。

　　假設一個警察被殺，他的同事們應該會像瘋牛一樣，不顧法律的約束四處搜查。但是事實卻相反：搜查進行得非常謹慎、徹底，絲毫不漏，調查弗蘭迪案件的警察從各個方面想把安冬尼·劉易斯聯繫到這個案子上，他們從沒有把他當成一個嫌疑犯，他們一開始就把他當成兇犯來分析。

　　我拿著文件慢慢踱來踱去，看警方寫的那些稀奇古怪的報告。

　　安冬尼·阿瑟·劉易斯，1952年2月22日出生於洛杉磯，母親名叫奧菲莉亞·金西，是一個單身女人，共生過五個孩子。金西夫人靠救濟金生活，是這個家的頂樑柱。

　　安冬尼·劉易斯於1970年從公立高中畢業，他的每門功課平均都在3.2分以上，這在當時是很不錯的成績。他向幾所本地的大學申請獎學金，但都沒成功，後來俄勒岡州波特蘭市的裡德大學錄取了他——那所學校是洛克菲勒基金資助的，專門收取成績不優秀的學生。他在1970年9月至1972年5月期間在那兒學習，之後被開除。他的成績單上寫著：對待學習沒有積極性。

　　裡德大學並沒有什麼好名氣，那只是一所很普通的學校。在與那兒的學生及他的老師的交談中並沒有發現劉易斯與什麼反動組織，包括黑色穆斯林有什麼關係，別人都說他是一個很喜歡孤獨的人，沒有什麼親近的朋友。

　　1972年被學校開除後，劉易斯回到洛杉磯，接下來就很少露面。他母親也很少看到他，他經常變換工作。從1972年7月到1974年7月，他共做過五份報酬很低的工作。他的同事說他的性格內向、沉默寡言，只有惱怒時才有所不同。有兩次，他因與主管發生暴力衝突和對抗而失業，他的老闆也因他過去的事而蔑視他。那年七月份以後，他對找工作已不抱什麼希望，所以，他對社會及政府開始持仇恨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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