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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圖爾金打量著這個美國人。他有一頭金黃色的頭髮掛在前額,笑容滿面。從他的臉上看不出什麼詭計,也許他不是中央情報局的人。他似乎是那種可以親近的人。要是換個時間,尼古拉·圖爾金會根據數年的受訓經驗對他保持一種彬彬有禮但並非投入的態度。現在並非將來。他需要有個談心的人。他開始向他傾吐肺腑之言。美國人很關心並富有同情心。他在一塊啤酒墊布上用筆記下了惠特穆爾氏病。天黑很久之後他們才分手。俄羅斯人回到他那戒備森嚴的大院裡去;蒙克回到了他的在哈裡圖庫路的公寓裡。

  ***

  西莉亞·斯通二十六歲,她身材苗條,皮膚稍黑一點,人長得卻很漂亮。她是英國駐莫斯科大使館新聞專員的助手。兩年前她從劍橋大學的格頓學院俄語系畢業,被招聘到外事辦公室工作,這是她第一次在國外任職。她也很喜歡享受人生。

  七月六日的那一天,她從大使館的前大門出來,粗略地掃了一眼轎車停車場。她的小型越野車就停在那裡。

  在大使館院裡,她可以看見由於那堵鋼牆的阻攔蔡塞夫所看不到的東西。她爬上第五個臺階,向下的臺階通往瀝青停車場,那裡被整齊的草坪、小樹、灌木和花壇所點綴,景色很美。她從鋼牆的上方放眼展望,看到河那邊克里姆林宮的高聳建築,它清淡典雅,呈赭色和乳白色,各個大教堂的圓屋頂都閃閃發光,映射在不遠的紅牆上,整個克里姆林宮被雉堞狀的紅牆環繞。景色壯觀極了!

  在她的兩邊,有兩個斜坡通到使館大門口,大使的車可以開進去。級別低一些的人,只能把車停在坡下,然後步行進去。曾經有一名年輕的外交官,因當時下著瓢潑大雨而斗膽違反規定將他的大眾牌小汽車開到了坡上,將車停在下面的門廊裡,從而影響了他的前途。幾分鐘之後,大使的車到了,但大使發現路被堵上了,他不得不在坡下下了車,徒步進了使館。他擠過人群時,感到心裡很不舒服。

  西莉亞·斯通下了臺階,朝守門人點了點頭,上了她那輛鮮紅色的越野車,開始發動車。她將車開到「出口」的門口,等大鋼門徐徐滑開後開了出去。她將車開到索菲斯卡亞碼頭,然後左轉彎向著石橋方向駛去。她已與一名來自塞沃德恩亞的記者約好,準備一起吃午飯。她沒有注意到有一名衣衫破舊的老人正緊隨在她的身後。她也沒意識到那天上午,她的車是第一個離開使館的。

  石橋是一座最老的永久性跨河橋樑。過去常使用浮橋,春天,橋被架起來,冬天當河水凍冰能過汽車時,橋就又被拆了。

  這座石橋不僅橫跨河流,而且還橫穿索菲斯卡亞碼頭。如果要開車去碼頭,司機必須向左轉,走約一百碼的距離,再轉一個U型彎,才能從橋上漸漸滑下坡來,到達公路上。但行人可以通過臺階從碼頭直接上到橋上,「兔子」就是這樣走的。他剛到石橋的人行道上,紅色越野車就開過來了。他揮手招呼停車,但車內的女人驚奇地看了他一眼,繼續開走了。蔡塞夫開始毫無希望地跟著車跑。他看見車從橋的北面半左轉進入了博羅維茨基廣場繁忙的交通潮流中。

  西莉亞·斯通的目的地是大茲納緬卡大街上的一家玫瑰酒店。這家酒店不是俄羅斯人而是愛爾蘭人開的,是愛爾蘭大使在新年除夕喜歡去的地方,假如他能夠從外交宴會脫身的話。

  她毫不費勁就找到了停車的位置,因為越來越少的俄國人能夠買得起車或汽油。她把車停在角落裡,然後走回去。像往常一樣,每當看見那些特徵明顯的外國人接近飯店時,討飯的人會從四面八方彙集過來,將外國人團團圍住索要食品。

  在她就職之前,倫敦外事辦的領導已向這位年輕的外交官有過交代,但現實還是令她十分吃驚。她曾見過倫敦地鐵中和紐約陋巷中的乞丐,那些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貧民是在那裡棲身的。但是,這些人主要是職業乞丐,他們可以在不遠的地方得到慈善救助。

  而在莫斯科——這個遭受了巨大災荒的國家首都,伸手要錢或要飯的可憐人曾經(前不久)是農民、士兵、職員和店主。這使她想起電視裡播放的記錄第三世界國家情況的記錄片。

  玫瑰酒店高大的門口,僕役瓦季姆在幾碼外就看見了她,朝她跑過來,嘴裡粗魯地吆喝著讓其它幾個俄國人閃開,以便讓這位能給他的飯店老闆帶來重要硬通貨的客人平安進店。

  西莉亞看不慣這種蔑視自己同胞而討好外國人的謙卑行為,她想說些什麼,但瓦季姆將他強壯的長胳膊擋在她和伸出的一排手之間,推開飯店的門,將她引進飯店。

  從塵土飛揚的街道和饑餓的人群,到室內正在高談闊論享受大魚大肉午餐的五十名賓客,這種對比太強烈了。她是一名心腸非常善良的女孩。每當在外吃飯時面對那麼多討飯的人,她總是很難咽下自己盤中的食物。那位親切的俄國記者在角落的一張飯桌前向她招手,她似乎沒有感覺到。她正在研究拼盤的第一道菜,最後決定要大對蝦。

  蔡塞夫仍在苦苦尋找,他急速走遍博羅維茨基廣場尋找那輛紅色越野車,但是已經找不到了。他前後左右找遍了所有的街道,連一點紅色噴漆物品都沒看見。最後他選擇了廣場那頭的主街。使他驚奇和興奮的是,在離那個酒店二百碼遠的角落裡,他看到了那輛紅色越野車。

  像其它那些不怕挫折、堅韌不拔的人們一樣,蔡塞夫在越野車附近找了一個地點,再一次開始了等待。

  ***

  一九八三年,在奈洛比的賈森·蒙克離開維吉尼亞大學已經有十年的時間了,他與許多他所認識的同學都失去了連系。但是他仍然記得諾曼·斯坦。他們之間有一段奇特的友誼:那個個子雖不高,但肌肉強壯、來自鄉村農場的足球運動員,他的父親曾是弗雷德裡克斯堡的一名猶太醫生。是他們所共同具備的幽默感使他倆成為了朋友。如果說蒙克有語言天分,則斯坦幾乎就是生物領域裡的天才。

  他比蒙克早一年畢業,享有學校的最高榮譽,然後直接升入醫學院。他們以聖誕卡形式保持著一般的連系。兩年前,就在他將去肯亞任職之前,當他路過華盛頓的一家飯店大廳時,蒙克看見他學生時代的朋友在獨自吃午餐。他們在一起坐了半個小時後,斯坦醫生的午餐朋友才出現。他們在那半個小時裡相互交換了各自的信息,但蒙克不得不撒謊說他在政府部門工作。

  斯坦已獲得了熱帶醫學博士學位,正沉浸在喜悅之中,因為他剛被分配到沃爾特裡德城陸軍醫院做研究工作。賈森·蒙克在他奈洛比的公寓裡查了他的電話號碼簿,並撥通了電話。當電話響了十聲以後,對方有個模糊的聲音接了電話。

  「喂?」

  「你好,諾曼。我是賈森·蒙克。」

  「太好了。你在哪兒?」

  「在奈洛比。」

  「真是太好了,在奈洛比。你的手錶現在幾點?」

  蒙克告訴他是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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