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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羅蘭上校翻開了辦公桌右側的皮革檔案夾，檔案夾旁邊還放著一個充當煙灰缸的鋸斷頭的一百零五毫米彈殼，這時裡面的藍星牌煙頭已經裝滿了半缸。他的眼睛順著六月三十日三處來自羅馬的報告往下看，終於找到了他所要的那一段。 　　報告稱：每天有一個保鏢離開旅館，步行到羅馬郵電總局。他們在該局用一個叫普瓦蒂埃的名字租了一個信箱。「秘密軍隊組織」沒有用帶鑰匙的信箱，顯然是怕被盜。所有給「秘密軍隊組織」頭目的信件都寄給普瓦蒂埃，由郵局待領櫃檯的職員保管。三局的一名特工人員曾試圖賄賂原來的那位職員，讓他把郵件交出來。 　　但這次嘗試失敗了，那位職員將此事報告了上級，換了一名高級職員。給普瓦蒂埃的郵件如今可能由意大利保安警察檢查，但是三局並未接到指示和意大利人聯繫要求合作。賄賂職員的嘗試是失敗了，但是他們認為應該採取主動。每天，郵局把頭天晚上到達的郵件交給這位保鏢。經查這人名叫維克托·科瓦爾斯基，是外籍軍團的一名前軍士，是羅丹在印度支那時的那個連隊的戰士。科瓦爾斯基看來似乎有適當的假證件，向郵局證明他是普瓦蒂埃，或者有郵局可以接受的權威性信件。如果科瓦爾斯基有信要寄，他總是在郵局大廳郵箱邊上等著，到收集信件前五分鐘才將信扔進信箱，然後再等著看郵局把整箱信件收集起來，拿到郵局大樓中心進行分類。要對「秘密軍隊組織」首腦人物的信件收集或發送過程採取行動，必須使用某種程度的暴力，這是巴黎已經拒絕批准的。科瓦爾斯基偶爾也從海外長途電話台打長途電話，但是試圖打聽出電話號碼或者竊聽電話內容的努力也全歸失敗。 　　羅蘭上校把檔案封皮合上，拿起那天早晨送來的第二份報告。這是梅斯司法警察局的一份報告，敘述警察局在對某一酒吧進行例行搜查時對一個人進行了盤查，從而引起了一場角鬥，這個人把兩名警察打得半死。後來，在警察局，這個人的指紋證明他是外籍軍團的一名逃兵，名叫桑多爾·柯瓦茨，出生于匈牙利，於一九五六年從布達佩斯逃出來。巴黎的司法警察署在梅斯司法警察局的報告底下加了一個注：柯瓦茨是一名臭名昭著的「秘密軍隊組織」刺客，由於和一九六一年在阿爾及利亞的波納和君士坦丁地區對忠誠的知名人士的一系列兇殺案件有牽連，對他懸賞通緝已久。 　　那時他是另一個至今逍遙法外的「秘密軍隊組織」刺客的助手，該刺客為前外籍軍團下士維克托·科瓦爾斯基。 　　羅蘭上校同過去的做法一樣，繼續仔細地研究這兩個人的關係。最後他按了他面前的電鈕，在對講機裡吩咐說：「把維克托·科瓦爾斯基的檔案拿來。」 　　十分鐘後，他就收到從檔案處送來的檔案。他又花了一個小時閱讀這份檔案，有幾次他把自己的眼睛注視著那引人注目的一段。當一般巴黎人正在匆匆忙忙地去進午餐時，羅蘭上校召集了一個小型會議，包括他自己、他的私人秘書、從樓下文件室找來的一個字跡專家，以及兩個身強力壯的、從他的私人衛隊中挑出來的武裝人員。 　　「先生們！」他對他們說，「在一位現在沒有到場的人士的並非出於本願但又無法拒絕的幫助下，我們將起草、謄寫和發出一封信件。」 　　§　五 　　豺狼乘坐的國際快車在午飯前不久到達巴黎北站。他乘出租汽車來到坐落在通向馬德蘭廣場的蘇萊納街上的一家小而十分舒適的旅館。雖然這家旅館不能與哥本哈根的英格蘭飯店和布魯塞爾的友誼旅館相提並論，然而，豺狼有種種原因希望在巴黎逗留期間居住在一個比較樸素和不甚知名的地方。另外一個原因是，他在巴黎逗留的時間較長。 　　此外，九月底在巴黎比在哥本哈根或布魯塞爾更有可能遇見曾在倫敦同他邂逅相識而又知道他的真名實姓的人。上街時，他相信，他經常戴的那副環繞式墨鏡會掩飾他的身份，而在陽光燦爛的大街上戴這種眼鏡又是非常自然的。在旅館的走廊或門廳裡，則有被人識破的危險。事情進行到如今，他最怕的是被一聲興高采烈的「真沒想到在這兒見到你」的呼喚叫住，然後在那個只知道他是杜根先生的櫃檯職員能聽到的地方道出他的真名實姓來。 　　他住在巴黎儘量做到不使人們對他加以注意。他住在那家旅館裡非常安分守己。 　　他在自己房裡吃早餐。從旅館對門一家食品商店裡買了一瓶他愛吃的橘子醬以代替送來的早餐盤上的黑色葡萄醬，然後請服務員每天早餐時把橘子醬一起送來而不要葡萄醬。 　　他對待旅館服務人員的態度，也故意裝得相當謙遜。他很少講話。而講話時總是很客氣地故意用英國腔調講生硬的法語。當旅館經理關心地問他是否感到稱心滿意時，他總回答說要他們放心，他感到非常舒適，並且感謝他們。 　　一天，旅館經理對服務員說：「杜根先生非常和藹，真是一位紳士。」服務員完全同意。 　　白天他走出旅館，去觀光巴黎市容；過著真正的旅遊者的生活。第二天他就買到了一張巴黎市的地圖。他用小本子把他感興趣的地名記錄下來，並在地圖上做了標記。接著他就實地去參觀了這些地方並非常認真地加以研究和分析，考察得極其專心，就連某處建築的優美和另一些地方的歷史背景都銘記在心。 　　他花了三天時間在凱旋門周圍閒逛或坐在愛麗舍咖啡館的陽臺上，瞭望星形廣場四周的紀念碑和高大建築物的屋頂。在那些日子裡，如果有人跟蹤他（其實沒有人跟蹤他），一定會對才華橫溢的豪斯曼先生的建築藝術，居然能夠吸引這麼一位真誠的鑒賞家而感到驚訝。自然，任何旁觀者也不會猜想到這位一邊攪著咖啡，一邊用幾個小時凝視著每一座建築物的沉默寡言而又風度翩翩的英國遊客，此時此刻腦海裡正在計算著射擊角度；從建築物的樓上到凱旋門下面燃燒著的長明火之間的距離；以及一個人從建築物背面的太平梯逃下樓去，並且人不知鬼不覺地消失在雜亂的人群之中的可能性如何。 　　三天以後，他離開了星形廣場，訪問了坐落在瓦萊裡山下的法國抵抗運動烈士紀念堂。他帶著一束鮮花在一位導遊的陪同下到達那裡。導遊本身就是一個抵抗運動的參與者，他一面帶著這位客人走遍了紀念堂，一面滔滔不絕地加以說明和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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