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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後來我們知道裡加在十二月十四日落入俄國人之手，當時我們還在海上航行。

　　（陶伯的磨難重重的航行要到達終點了。活下去的人從但澤用駁船送到但澤郊外的斯圖特霍夫集中營。直到一九四五年的頭幾個星期，他白天在博格拉本的潛水艇工廠勞動，晚上住在集中營。在斯圖特霍夫又有好幾千人死於營養不良。他看著他們都死了，但他還活了下來。

　　（一九四五年一月，當俄國人挺進迫近但澤時，斯圖特霍夫集中營的倖存者又被趕往西去，在冬天的雪地裡向柏林進行臭名昭著的「死亡行軍」。這支活死人的隊伍，被他們的党衛軍警衛當作在西方手裡謀求庇護的工具，被趕著往西穿過整個東德，一路上，冰凍雪寒，他們像蒼蠅似的大批死亡。

　　（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陶伯還是活了下來。最後殘存的人抵達柏林西面的馬格德堡，党衛軍在那兒終於扔下他們自找活路去了。陶伯他們被安頓在馬格德堡監獄裡，由當地「民衛」組織的那些不知所措，無依無靠的老頭們照管著。「民衛」組織沒有食物可供他們的囚犯吃，又怕向前挺進的盟軍將來找到他們時不知會怎樣處理，於是准許囚犯中最健壯的人到附近農村去覓取食物。）

　　我上一次見到愛德華·羅施曼，是在但澤碼頭上被點數的時候。他穿戴得暖暖和和地以抵禦冬寒，正爬進一輛汽車。我以為這大概是我最後一次看到他了，但我還有一次見到他的機會呢。那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三日。

　　那天我外出到城市東面的一個小村莊加德來根去，同另外三個人一起弄到一小口袋馬鈴薯。在我們背著馬鈴薯艱難地往回走時，一輛往西開的汽車從後面駛來。汽車停了一會與路上的一輛馬車打什麼交道，我向周圍瞥了一眼，並沒有特意想看看那輛駛過的汽車。汽車裡坐著四個党衛軍軍官，顯然是在往西逃跑。有個人坐在司機旁邊，正在往身上套一件陸軍下士的制服外套，他是愛德華·羅施曼。

　　他沒有見到我，因為我的腦袋大部分包裹在一塊從舊馬鈴薯袋子上割下來的頭巾裡，以抵禦凜冽的春風。但是我看見他了。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就在汽車西駛時，四個坐在車裡的人顯然都在脫換他們的制服。當汽車在公路上消逝時，一件衣服從車窗甩出來落到地上。幾分鐘後我們走到那裡，停下來瞧瞧是怎麼回事，這是一件党衛軍軍官的外套，戴著部隊党衛軍銀色的兩道閃電的領章和上尉軍階。党衛軍的羅施曼消失了。

　　二十四天以後當地解放了。我們根本不外出了，寧願在監獄裡挨餓也不願意上街去冒險。街上完全陷於無政府狀態。到四月二十七日早晨，城市完全平靜下來。那天早上九、十點鐘時，我在監獄的院子裡與一個老警衛談話。他似乎怕得要命，花了將近一小時解釋他和他的同伴們是跟阿道夫·希特勒毫無干係的，當然也就跟迫害猶太人的勾當毫無干係。

　　我聽見鎖著的大門外開來了一輛汽車，並聽到重重打門的聲音。這個老「民衛」走去開門。那個進門來的人警惕地手上拿著左輪手槍，那是一個我以前從未見過的全副戰鬥裝備的軍人。

　　他顯然是個軍官，因為有一個戴著淺口圓頂鋼盔手持步槍的士兵跟著他。他們默默無言地站在那兒，向監獄院子四圍打量。院子的一角堆著大約五十具屍體，這是在最近兩周裡死去的，誰也沒有力氣把他們掩埋掉。其它的人半死不活地沿著院牆躺著，想得到一點春天的陽光，他們的傷口在化膿發臭。

　　這兩個人互相看了看，然後看著年已七十的「民衛」。他也看看他們，不知該怎麼辦。然後他說了一句一定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學到的話：「哈囉，湯米。」

　　那位軍官回看了他一眼，又朝院子四周打量，用相當清晰的英語說：「你這該死的德國豬！」

　　我突然哭泣起來。

　　＊＊＊

　　我並不太清楚我怎麼又回了漢堡。但我是回來了。我想我是要看看那兒還有沒有什麼過去生活的遺跡。那兒什麼也沒有。我出生和成長的街道在盟軍空襲引起的大火中全部燒光了，我工作過的辦公室，我的住宅等等一切東西都完了。

　　英國人把我安排在馬格德堡的醫院裡待了一陣，但我自動離開那裡，搭便車回了家。當我到家看到什麼也沒留下時，我終於心力交瘁徹底垮掉了。我在醫院裡與那些從一個叫做貝爾根︱貝爾森的地方來的人住在一道，當了一年病號；次年在醫院裡當看護，照顧那些比我健康狀況更糟的人。

　　我離開醫院後，在我出生的漢堡找了間房子，消磨我的餘年。

　　（這本日記以顯然是最近打上字的兩張乾淨的白紙作為後記而結束。）

　　從一九四七年起，我就住在阿爾托納區的這個小房間裡。我離開醫院不久，就開始寫我和其它人在裡加的遭遇。

　　但早在我寫完之前，我就發現從大屠殺中倖存下來的還大有人在。我最初的意圖是要作為證人，把事情經過告訴全世界，因為我當時相信自己是唯一的倖存者，而任何一個處在與世隔絕狀態下的人都會那樣想的，現在很清楚，這件事已經做過了。

　　所以我沒有把我的日記公開發表出來。我留著它，留著這些筆記，是希望某一天我至少可以作為在裡加這個小範圍裡發生過的事情的證人。我甚至從來未讓任何人讀過我的日記。

　　回顧過去，為求倖存，為能寫下證詞而進行的努力，完全是一種時間和精力的浪費，因為別人已經把這些事做得比我好得多。我真希望當年不如在裡加與伊斯帖一起死去。

　　甚至我最後的希望——看著愛德華·羅施曼站在法庭上，由我出庭證明他幹過的那些事——也永遠不會實現了。現在我明白這一點。

　　有時我在街上漫步，回憶這兒往昔的情景，但一切都永難復原了。我試圖與孩子們交朋友，但他們嘲笑我，躲開我。有一次我跟一個沒有逃開我的小女孩說話，她媽媽卻尖叫著走來，把她拉走了。

　　所以我沒有同多少人談過話。

　　有一次一個婦女來找我。她說她是從賠償處來的，並說我可以得到一筆賠償費。我說我什麼錢也不要。她感到很意外，堅持說由於過去的那些事，我有權利得到補償。我仍舊拒絕了。他們又派一個人來找我，我還是拒絕。他說拒絕補償是非常違反常情的。我意識到他的意思是這樣一來，他們就不好結帳。但我只去拿了他們給我訂的那份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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