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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〇

　　「好吧，我要回家了。7點前你可以在家裡找到我。7點以後我會呆在辦公室。如果有事，今晚我能在哪兒找到你們呢？」

　　辛西婭回答說：「我們都住在軍官招待所。」

　　「好吧。噢，我妻子也許正不停地從俄亥俄州給我掛電話，她可能認為我在跟女人幽會了。晚安。」他轉身離開了，腳步遠不如他進來時那樣輕快有力。

　　辛西婭感慨地說：「我真不敢相信。他是不是剛剛告訴了我們安·坎貝爾同基地裡的多數高級軍官睡過覺？」

　　「是的，他是那麼說的。現在我們知道她照片中的那些男人是誰了。」

　　她點點頭。「現在我們知道這個地方為什麼看上去如此奇怪了。」

　　「是啊，嫌疑犯的名單一下子變長了。」

　　那麼，我想，肯特上校，「清廉」先生，「法律」先生和「秩序」先生幾乎違犯了手冊上的每一條規定。這個冷漠乏味的人有性欲，但他把它藏在了月亮的背面。我辛西婭說：「比爾·肯特會為了維護自己的名譽殺人嗎？」

　　辛西婭回答說：「想像得出。但我想他的話中暗示了他的秘密已眾所周知，而他的命運就是等待坎貝爾將軍找機會開除他了。」

　　我點點頭。「好吧，就像手冊中說的那樣，如果不是為了逃避丟臉和羞辱，那會不會是因護忌而殺了她呢。」

　　她想了一會兒才說：「肯特暗示了他同安的關係對他來說只是消遣罷了，只是為了滿足欲望，而沒有感情糾葛。我可以相信這一點。」她看出我想從她那兒知道得多一點，所以停了一會兒，又接著說：「另外，他給鮑爾斯少校加上的動機——佔有欲，說得再寬一點是妒嫉，也許都不是真的，實際上也許這些都是肯特自己的感受。記住，這傢伙是個警察，他和我們讀的是同一本手冊，所以他瞭解我們的思路。」

　　「精闢。但是我很難想像他會充滿熱情和妒嫉之心或很動感情地去糾纏任何女子。」

　　「我知道。他是那種表面冷酷而內心火熱的人。我以前見過他這種類型的人，保羅。這些人獨裁、保守、循規蹈矩。他們做事常常是很機械的，因為他們害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激情。他們知道自己整齊的服裝下面隱藏著的是什麼。實際上，他們對自己的行為天生缺乏控制能力和平衡能力。一旦失去控制，他們是什麼都能幹得出來的。」

　　我點點頭。「但也許我們心理分析得太多了。」

　　她聳聳肩。「也許。不過還是要對肯特上校留點心。他有一本與我們不同的記事冊。」

　　第十九章

　　考爾·塞夫爾說他已結束了在安·坎貝爾書房裡的搜尋檢驗工作，所以我坐在安的沙發上，看她的心理戰術系列講座中的另一盤錄像帶。在我周圍，法醫實驗室的人們正在依據檢驗的證據來推斷可能去過她房間的人。他們掌握的資料都是些人們通常認為肮髒的東西——毛髮、纖維、灰塵、指紋、污點和汙跡。

　　在一個普通的、冗長乏味的謀殺案調查中，如果知道有誰在她的房子裡呆過，也許最終會找到殺她的兇手。如果知道有誰曾呆在她地下室的那間房裡，那份嫌疑犯名單就不會那麼長了，除非那些人合謀搞鬼。但到現在，那間房子還被封著。這也許是個錯誤，儘管有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

　　一般來說，若知道有誰在犯罪現場，一切就深入了一步。我們傾向於斷定查爾斯·穆爾到過現場，至於他是何時到了那兒，在那兒幹了些什麼則有待證實。

　　威廉·肯特上校目前忽然出現了會被撤職的問題，更不必說他為了婚姻最終還得對他夫人說些好話。感謝上帝，我沒遇到這種問題。

　　肯特已經承認了包括通姦、玩忽職守和不合軍官身份的行為，但這只是3種軍法署署長辦公室可以列出的罪名。犯罪的人常在謀殺調查中這樣做，就像在公正的上帝的聖壇上獻上一個小小的祭品一樣，希望上帝先接受這個，然後再讓他到別處去找活人當祭品。

　　顯然正如肯特所說，安·坎貝爾就是在進行一場心理戰爭實驗。假如我相信肯特說的，那安·坎貝爾就是在進行一場計劃周密、道德敗壞的針對敵人——她父親的戰爭。如果她父親值得她反對，她要反對什麼呢？關於殺死她的兇手，穆爾說過些什麼？作為父親，誰都認為自己是正確的。同樣，也許安·坎貝爾認為她對父親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當的。所以，將軍一定對她做過些什麼，不管是什麼，但已經使她走上了一條復仇之路，最終導致了她的自我毀滅。我想起了一件事，可能會使女兒和父親走到這種地步，那便是性虐待和亂倫。

　　如果這是真的，那麼唯一可以確認此事的人已經死了。將軍也可以確認這件事，但我布倫納不會去觸動他。然而，我可以問得謹慎些，還可能，僅僅是可能，我可以慎重地問問坎貝爾夫人關於她女兒同父親的關係。沒什麼大不了的，我已經把我的20年押進去了。

　　另一方面，正如肯特指出的，為什麼去翻那些與本案無關的醜事呢？但是誰又會知道到底本案需要些什麼，不需要些什麼呢？

　　那麼，是將軍為阻止她的瘋狂，還是怕她醜事外揚而殺了她？還是坎貝爾夫人出於同樣的原因這樣做的？穆爾上校在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的確，我搜集的醜事越多，哈德雷堡的先生們和女士們就越瞠目結舌。

　　辛西婭走過來，硬往我嘴裡塞了一片炸面餅。顯然，我們比同乘一輛車、合用一個浴室、分享一個炸面餅的關係更親密了。

　　我有個好消息。第5步槍射擊場上的車轍印是穆爾上校那輛車的。發刷上的指紋假定是穆爾的，那麼它們與帳篷樁上的兩個指紋、安吉普車上的至少6個指紋、男廁所裡的一個指紋都相吻合。廁所馬桶座圈上找到的另一根毛發同穆爾的頭髮對比證明是同一人的。垃圾袋上的所有指紋都是穆爾和安·坎貝爾的。安靴子上、槍套上、頭盔上的指紋證明他倆都拿過這些東西。所以，你設想和描述的犯罪活動，安·坎貝爾和穆爾的活動以及行為好像都與這些實物證據相吻合。「祝賀你。」辛西婭說。

　　「謝謝。」

　　「案子了結了嗎？」

　　「我會去同穆爾核實的。」

　　「如果他不承認，你會帶著我們獲得的證據去找軍法署署長嗎？」

　　「我不知道。這案子還有破綻。」

　　「對，」辛西婭說，「至少有一個。車前燈亮的時間對不起來。我們可以假定穆爾在犯罪現場，但卻不能證實在那個時間是他用繩子勒死了她。而且我們不知道他的動機。」

　　「對。不知道動機。這樣同陪審團打交道就會是件很艱苦的工作。」我又說，「而且還有可能只是一次意外造成的死亡。」

　　「是的。如果穆爾有什麼話要說，他一定會這麼說的。」

　　我拿起電話，撥了福勒家的號碼。說話的是一個懶洋洋的女人的聲音。我說了我是誰，福勒接過了電話。他的聲音聽上去好像有些煩躁。「喂，布倫納先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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