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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可以……啊，上帝啊，太可怕了……那真是一場悲劇啊！」

　　「是的，長官。我能問您幾句話嗎？」

　　「當然可以。啊……我曾是坎貝爾上尉的頂頭上司。」

　　「是的，長官，這我知道。上校，您現在是否方便到軍官俱樂部來見我？請放心，不會超過10分鐘的，除非您讓我感興趣，上校。」

　　「這個……」

　　「我只有兩個小時的時間了。我至少要和她的上司談談。」

　　「當然。在哪兒——？」

　　「在小餐廳。我穿一件藍色西裝。謝謝您，上校。」我掛斷了電話。多數美國人都知道如果他們不想和警方談話就可以不談，但他們對新聞界卻不知為什麼會覺得有一種義務而必須去談。儘管如此，我今天大部分時間的身份是犯罪調查處的布倫納，而現在要再隱瞞身份真令人難以忍受。

　　我又把那本米德蘭的電話號碼簿拿過來，仔細看了看，發現查爾斯·穆爾和安住在同一個花園公寓區。雖然維多利花園通常不是上校軍官選擇的住所，但這事也並沒有什麼好奇怪的。也許因為他欠了債，也許他作為一名神經科醫生，從不在乎在停車場碰到上尉和中尉。還有一種可能，就是他想住得離安·坎貝爾近些。

　　我快速記下了穆爾上校的地址和電話號碼，然後撥通了辛西婭的電話。她剛進門。我對她說：「穆爾上校一會兒來見我們。記住我們是《軍隊時報》的記者。還有，看看能否在你那兒給我找個房間，因為現在亞德利肯定安排了人巡邏，我不能回『低語松林』了。請你在陸軍消費合作社下車，幫我買一支牙膏、一把刮胡刀，還有一條中號短褲、一雙襪子。可能還要一件襯衫，15號領子。別忘了給你自己帶雙跑鞋，我們過會兒去射擊場時好穿。再帶只手電筒，好嗎？辛西婭？喂？」

　　可能是線路接觸不好吧。我掛斷電話來到樓下的小餐廳。這兒雖然不像那間大餐廳那樣正規，但卻馬上可以吃到東西。我要了一杯啤酒、一些土豆條和果仁，一邊吃喝一邊聽著周圍人的談話。所有的人都在談論安·坎貝爾，談話的聲音都壓得很低，因為不管怎麼說，這兒畢竟是軍官俱樂部。米德蘭的酒吧裡肯定也正談著同一個話題，只不過在那兒談起來就可以放肆多了。

　　我看到一位中年男子走了進來。他穿著綠色帶鷹形圖案的上校軍裝，走進來朝著這間屋子四周看了一會兒。我觀察了他足有一分鐘，見沒有一個人向他招手，也沒有人和他講話。顯然，穆爾上校在這兒並不出名，也許是沒有人緣。我站起來向他走去。他看到我勉強地笑了笑：「你就是布倫納先生？」

　　「是的，長官。」我們握了握手。穆爾上校的軍裝皺皺巴巴，而且做工很差。這也正是他所從事的那個特殊行業的一個標記。「謝謝您的光臨。」我說。穆爾上校大約50歲，一頭黑色鬈髮，頭髮很長，看上去就像昨天才入伍的一個地方神經科醫生。軍隊上的醫生、律師、精神科醫生、牙醫都能使我產生濃厚的興趣。不過，我始終搞不明白，他們是真的願意穿那種粗製濫造的軍服呢，還是他們真正是有獻身精神的愛國主義者。我把他帶到角落的一張桌子旁坐了下來，問他：「想喝點什麼嗎？」

　　「是的。」

　　我示意一位女招待過來，穆爾上校要了一杯奶油雪利。我們就這樣開始了不怎麼愉快的談話。

　　穆爾盯著我看了一會兒，好像在猜度我的神經哪根出了毛病。為了不讓他失望，我主動說：「聽起來她好像是被一個心理變態的人殺的，可能是慣犯。」

　　他不愧是搞這一行的，馬上把矛頭對準了我：「你為什麼這麼說？」

　　「只是貿然猜一下而已。」

　　他告訴我：「在這個地區還沒發現類似的強姦和謀殺案。」

　　「類似於什麼？」

　　「類似于發生在安·坎貝爾身上的事。」

　　確切地說，發生在安·坎貝爾身上的事情不該讓這兒的人都知道，但軍隊是流言蜚語滋長的溫床。因此，關於穆爾上校、福勒上校和坎貝爾將軍都知道些什麼，什麼時候知道的，怎樣知道的，你是無法猜到的。我問他：「她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回答說：「當然她是遭強姦後被殺的，在射擊場上。」

　　我拿出筆記本，呷了一口啤酒，說：「我剛從華盛頓過來，還沒掌握多少資料。聽說她被赤身裸體地捆在那兒？」

　　他考慮了一會兒，說：「這個你最好去問問那兒的憲兵。」

　　「好吧。您做她的指揮官有多久了？」

　　「從她來到哈德雷堡開始，大約在兩年前。」

　　「這麼說您挺熟悉她了？」

　　「是的。我們的學校很小，一共只有大約20名軍官，另外30人是被派到此地服役的。」

　　「明白了。聽到這個消息時您感覺如何？」

　　他說：「我完全被驚呆了，直到現在我還不敢相信這會是真的。」他又說了許多諸如此類的話。其實在我看來，他除了震驚以外也看不出別的什麼感受來。我經常與心理學家和精神病學家打交道，知道他們常在說著得體的話時做出一些不得體的事來。我相信職業和人的個性有著很密切的關係，這一點在軍隊裡表現得尤為突出。比如說，步兵軍官往往會有些孤僻、傲慢、自以為是。犯罪調查處的人都慣於騙人、冷嘲熱諷，而且特別聰明。一般精神科醫生大都選擇與腦子出了毛病的人打交道的工作。這種工作雖然陳腐，還是有不少人願意為之獻身。查爾斯·穆爾是一個戰爭心理學專家，他的本行是把敵人本來健康的腦袋弄出毛病來。這和為細菌戰製造麻疹菌的醫生又有什麼區別呢？

　　不管怎麼說，查爾斯·穆爾在我看來就是不太正常。開始較短的一段時間，他似乎距我很遠，而後突然莫名其妙地盯著我看了好半天，似乎要從我的臉上或心裡看出些什麼來。這使我很不舒服。他除了有些怪癖外，眼睛裡還冒出一絲凶光——很深，很黑，很富有穿透力。他的聲音也很特別，很慢，低沉，帶點兒裝出來的溫和語氣。估計他在學校教書時用的就是這種聲音和語氣。

　　我問他：「您在擔任此職務之前就認識坎貝爾上尉嗎？」

　　「是的。我第一次見到她是在6年前，那時她正在布拉格堡多功能學校學習。我任她的教官。」

　　「她剛在喬治敦讀完了心理學碩士。」

　　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像是我說了什麼他認為我不知道的事，然後回答說：「我相信是這樣。」

　　「在布拉格堡時你們就在一起嗎？」

　　「我在學校——而她正在第4心理訓練隊。」

　　「後來呢？」

　　「後來就去了德國。我們差不多是同時到那兒的。再後來我們又回到了布拉格堡肯尼迪特種軍事學校，在那兒當了一陣教官。之後我們被派到海灣去執行同樣的任務，之後又去五角大樓。簡單說來，兩年前我們又一起來到了哈德雷堡。怎麼，難道這些都有必要講嗎？」

　　「您在哈德雷堡都做些什麼，上校？」

　　「這是保密的。」

　　「噢。」我邊記邊點了點頭。兩個人能這麼久在一起執行任務確是不常見的，尤其是在戰爭心理學這一特殊領域。就我所知，在部隊裡，即使夫妻倆也沒有他們這樣的好運氣。比如說可憐的辛西婭吧，她當時雖然沒和特種部隊的那個傢伙結婚，但已經和他訂了婚。辛西婭被派到布魯塞爾，他卻被派往巴拿馬運河區。我對穆爾上校說：「你們的工作關係很不錯嘛。」

　　「是的。坎貝爾上尉非常聰明能幹，有追求，能言善辯，而且值得信賴。」

　　聽起來好像是他每半年在她的工作總結上寫的評語。顯然，他們很合得來。我問他：「她算是你的『被保護人』嗎？」

　　他瞪了我一眼，似乎想到了我用這個法語詞會讓人聯想到另一個詞「情婦」或者其他更肮髒的外來詞。他回答說：「她是我的下級。」

　　「對。」我把他的話歸在我早已擬好的「廢話欄」中。「您認識她的父親嗎？」

　　「是的，不過不太熟悉。」

　　「來哈德雷堡之前您見過他嗎？」

　　「是的，偶爾能見到。我們在海灣時見過他幾次。」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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