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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我想，我們已經全部找到了，」他說。

　　「不一定，這可不是普普通通的病人。」他聽了聳聳肩膀。我取下瓶塞，用手指尖蘸了點瓶中的液體，放到舌頭上。

　　「水！」

　　「這可能嗎？」弗洛伊德檢查另外一個瓶子的液體，然後吃驚地望著我。在我們身後，福爾摩斯翻了一下身。「那麼，他把它藏在哪兒了？」

　　我們拼命絞著腦汁。我們把旅行箱裡的東西全都掏出來，放在貴重的東方地毯上。他的衣服裡什麼也沒有，油彩和其他化裝用品裡也是同樣。剩下的只有一些英國的銀市和紙幣，還有他常用的幾支煙斗。黑色石南根煙斗、櫻桃木煙斗、陶制煙斗，那些都是我非常熟悉的，裡面沒有藏東西的地方。不過還有個大葫蘆煙斗，是我沒見過的。

　　「看看這個。」我把葫蘆煙斗的嘴拔掉，一倒，倒出一個很小的瓶子。

　　「我開始明白你的意思了，」弗洛伊德承認道，「但他會把它們藏在哪兒呢？已經沒什麼地方好藏了。」

　　我們面面相覷，在我倆之間放著那只空空的旅行箱。隨後，兩人幾乎同時把手伸向旅行箱。不過弗洛伊德的腦子比我快些。他提起旅行箱，掂掂分量，搖了搖頭。

　　「太重了點兒，」他一邊小聲說，一邊把它遞給我。我把手伸進去輕輕敲敲箱底，聲音沉悶而空洞。「夾層！」我驚叫道，立即著手把夾層拆開。不一會兒，夾層板卸掉了；下面，在一團團揉皺的倫敦報紙之間，散放著貨真價實的可卡因藥瓶和一個黑色的小盒，盒子裡放著一隻注射器，用一塊紅絨布裹著。

　　我們默默地把這些秘藏的珍寶拿出來；和裝水的瓶子放在一起，把夾層板重新裝好，把其餘的物品放回，然後一起下樓，弗洛伊德把我帶進一間盥洗室，我們倆把所有找到的液體全部倒掉了。他把注射器放進衣袋，陪我走進廚房，女僕（名叫保拉）把托比交給我。這以後我便到旅館去找莫裡亞蒂了。

　　我把托比留給它的滿腹牢騷的保護人之後，便順著格拉本街向格林施泰德咖啡館走去。我和弗洛伊德大夫約好，趁福爾摩斯睡覺的時候，在那兒碰頭。

　　把格林施泰德稱作咖啡館是很不確切的，維也納的咖啡館倒是更象倫敦的俱樂部，人們到咖啡館來交流思想、談話、閱讀，也可以一個人獨自坐著。

　　弗洛伊德已經先到了，告訴我福爾摩斯仍在睡覺，我們必須在他醒來之前趕回伯格街19號。我們兩人似乎誰也不願馬上著手討論我們所面臨的那些問題。他解釋說，他對可卡固的研究僅僅是附帶搞一搞，與他現在的研究項目沒有直接關係。他和另外兩名醫生之所以對這種藥品發生興趣，是因為他們發現它具有神奇的麻醉功能，對於眼科手術具有無與倫比的價值。弗洛伊德學的是神經病理學。

　　「你是神經科醫生？」

　　他聳了聳肩。

　　我正想問問他神經官能病是什麼意思以及福爾摩斯關於他的某些理論遭到醫學界普遍反對的推斷是否屬實，但我還沒開口，他卻提議回到我們在家的病人那兒去。我高興地接受了這個邀請，和他一起走出熙熙攘攘的格拉本街，坐上一輛有軌馬車。

　　我們在瓦林格街和伯格街交叉路口下車，徒步向東面的弗洛伊德家走去。

　　我們剛走到門口，就意識到樓上發生了可怕的事情，我們急忙往裡跑，一旁站著女僕保拉和一位婦人——後來知道她就是弗洛伊德太太。弗洛伊德和我沖進房間，福爾摩斯正發瘋般把氊子旅行箱拆開。他的頭髮蓬亂，襯衣假領拖在肩上，手臂因用力過猛而不住顫抖。

　　我們一跑進房間，他立刻轉過身，睜大眼睛瞪著我們。

　　「在哪兒？」他尖聲喊道。「你們把它藏到哪兒了？」

　　我們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他安靜下來，然後他又一次沉到地獄之中，這一次更深、更可怕。

　　催眠術時而有效，時而無效，有時需要事先給福爾摩斯注射鎮靜劑，但不到萬不得已弗洛伊德不願這樣作。

　　「決不能讓他依賴鎮靜劑，」當我們在他書房中一起匆匆進餐時他解釋

　　當然，在福爾摩斯還不能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任時，我們兩人之中必須有一個人看護他，免得他傷害自己或傷害別人。他越來越討厭我們兩人，還有保拉。他那些無休止的辱駡深深刺傷了我的心。我沒想到他罵起人來竟有那麼多不堪入耳的詞句。到第三天，我終於忍受不住了。當他不顧我的攔阻企圖跑出房間的時候，我不得不把他打倒在地，不過用力猛了些。我下手太重，把他打昏過去。我嚇壞了，一邊喊人一邊捶著胸口，責備自己缺乏自製力。

　　「別在意，大夫，」弗洛伊德拍拍我的肩膀，這時我們已經把福爾摩斯抬到床上。「他失去知覺是有好處的。你省去了我一個療程的催眠術，而且你知道，催眠術越來越不靈了。」

　　那天夜裡，福爾摩斯開始發高燒，說胡話。弗洛伊德和我守在床邊，不時按住他亂舞的手臂，一邊聽他在昏迷中說什麼牡蠣正在世界猖獗，以及諸如此類莫明其妙的話。弗洛伊德非常注意地傾聽著。

　　福爾摩斯的高燒和昏迷狀態持續了三天，這三天他幾乎沒吃什麼東西。我們大家都被搞得筋疲力盡——因為他的拼死掙扎使我們在看護時要費出九牛二虎之力。第三天晚上，一連六個小時他不停地抽動四肢，瘋狂地說著胡話，我開始懷疑他是否患了腦膜炎。我把這個想法告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他搖了搖頭。

　　「症狀很相似，但我認為不會是腦膜炎。我們所看到的僅僅是他與可卡因的最後決戰。他的習慣正從體內消失。如果他能挺住，就能到達康復之路上的轉折點。」

　　「挺住？」

　　「有的人在這一時刻死掉了，」他簡單說道。

　　我坐在床邊，無可奈何地望著在痛苦中掙扎呼喊的福爾摩斯。有時他表現出片刻的安寧，那只不過是為下一次的發作積蓄力量而已，半夜時分，弗洛伊德醫生堅持要我去休息，他說我在那兒待著絲毫無助于我朋友度過他磨難中最後的關頭。我只好回到自己的房間。

　　第四天，福爾摩斯醒來，顯得很平靜，體溫也正常了。

　　我走進房間替換保拉，他用溫和而倦怠的眼神望著我。

　　「華生？」他的聲音極其微弱，我幾乎不敢相信那是他的聲音。「是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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