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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既然那樣，」我問，「誰有理由殺害她呢？」

　　福爾摩斯在馬鞍上筆直地坐起來。「那就是我覺得我有責任查明真相的原因。你，當然啦，如果你願意可以自由地回倫敦。你在貝克大街會正好趕上吃晚飯，假如你現在就騎馬回庫比山的話。至於我，我打算把布裡奇沃特沿路的風景盡收眼底。」

　　「如果你繼續講那天夜晚休伊特夫人失蹤的事，我就會覺得值得放棄那頓晚飯。」

　　他的臉上流露出領受我的決定時的一絲笑意。雖然在好多方面我們可能不一樣，但是在好奇這一點上我們總是相似的。

　　「我說到——」他繼續說，「愛德華和安德魯·休伊特發現了石橋附近那輛翻了的馬車。那哥倆說柯林斯，那個馬夫，『整個兒』倒臥在離馬車大約三碼的地方。他們只在他旁邊停留了片刻，由於他們一心一意地要找他們的母親，他們猜想她一定受了傷躺在附近什麼地方。馬車上有一盞提燈，雖然已摔破了，但燈裡還有很多油，使得他們能夠利用它來照亮搜尋。在斜坡上爬上爬下了一刻多鐘以後，他們斷定她不在那兒。當時對於他們這似乎是好消息，當然啦，因為明顯的假設是，她決定留在達德利家過夜，派柯林斯趕著大車回來送信兒。順便提一句，在柯林斯身上或者馬車裡任何地方都沒有找到書面信件。

　　「然而，哥倆當時並沒有尋找這樣的字條。由於他們母親的安全不再是立即要關心的事，於是他們把注意力轉向了那個受傷的人，看看他們認為他做點什麼。在找尋母親時，他們偶然發現一個酒瓶，破了，但是粗瓶底上還殘存著一部分東西，這導致休伊特家的人，以後還有警察長貝洛斯斷定它是柯林斯的，而且在發生車禍以前他喝過。最初他們想那個人可能僅僅是喝醉了，但是他們怎樣也喚不醒他，他的呼吸很急促，不穩定。」

　　我覺得應該發揮醫生的經驗了。「當然，那個人休克了，醉漢的呼吸是緩慢而有規律的。」

　　「正是如此，」我的朋友承認，「休伊特家的人拿不准他出了什麼事，但是他們判定法辛蓋爾醫生應該給他檢查一下。馬車遭到了非常嚴重的破壞，不可能用來把那個人運送到醫生那裡。於是變通行事，愛德華留在受傷的人那兒，他弟弟就去醫生的住所把他接到了現場。」

　　我評論說休伊特家的人幹得有見識，富於同情心。

　　福爾摩斯帶著態度不明朗的神情歪著頭。「無論如何，在這一部分敘述中，到此為止，他們那方面說的話聽起來還是真實的。這時值得提一提的是，法辛蓋爾傍晚——從五點鐘直到差不多七點鐘——是在達德利家度過的。」

　　「當然，他在那兒看到休伊特夫人了。」我說。

　　「哦，是的。當地的醫生和一個關心人的鄰居兩個人同一天晚上在同一張病床邊護理病人並不是那麼令人驚奇的事。實際上，在哪兒都找不到休伊特夫人的前一個星期，法辛蓋爾醫生曾去過那兒三次。他離開以前和休伊特夫人說了一會兒話。我想，她對他講的話很古怪，她說她打算在普裡姆羅斯山過夜。」

　　「但是她並沒有那樣的意圖。」我說。

　　「她從來沒有對達德利家的人提過這事，那是肯定的。而且，當然啦，她沒有住在那兒。你記得的，人家送走了她。」

　　「在七點一刻鐘。」我想了起來。

　　「是的。那位醫生說他最後看到她是在六點半鐘。他由老帕塞頓大路趕著車回家，那是從普裡姆羅斯山到他的住宅的捷徑。當安德魯·休伊特到他的門前石階上時，他還沒有睡著，而是在床上一邊看書一邊打瞌睡。這是十點半鐘。那兩個人盡著那位醫生的馬車能夠奔馳的速度回到出事現場。路上，醫生使安德魯·休伊特更堅信他母親留在了達德利家過夜，而不可能陷入了災難中。

　　「對於他們在現場發現的情況他們兩個都沒有做好充分思想準備。首先，休伊特上校來到，帶來了休伊特夫人根本沒有安全地待在普裡姆羅斯的消息。上校似乎的確一直在辱駡法辛蓋爾醫生，指責他是挑撥離間他們夫妻關係的陰謀集團中的一分子。當安德魯·休伊特支持那位醫生自稱清白無辜的聲明時，似乎使他父親更憤怒了。愛德華·休伊特阻止他們再爭論下去，叫他們注意對柯林斯應負的責任，他擔心他的情況更惡化了。實際上，那個人死了。

　　「這個消息消除了上校的幾分好戰性，他派遣法辛蓋爾醫生把屍體運到庫比山，對醫生講他和他的兒子們打算再搜查這個地區。然而，當安德魯摔下馬時，搜查停止了；當他聽說他母親根本沒有安全地待在達德利家時，他被焦慮壓垮了。他的言語舉止變得愈發荒唐無稽了。他父親和哥哥都沒有看到他究竟怎樣傷害了他那匹馬，但是那匹馬突然後腿站立起來——於是安德魯·休伊特倒在地上，腦袋摔裂了。

　　「現在輪到愛德華·休伊特騎著馬去請醫生了。傷勢顯然十分嚴重，而且，當他們把那個年輕人運送回家對，他大哥和那位醫生在他的床邊守了一夜，一直到第二天。似乎沒有人想到應該盡可能快快地喚來警察。那天早晨吃了早飯以後休伊特上校給貝洛斯警察長送了個信兒，而不幸的是，那使調查罪行變成一種不能確定的技術——早晨下了滂沱大雨，把前一晚可能留在大路上的一切蹤跡都沖掉了。

　　「由於這是貝洛斯草草了事調查的，就不必拿各種各樣另外的條款使你厭煩了。他的整個態度是：馬夫柯林斯之死是一件比較次要的亂子，他看沒有理由過分仔細調查那個人的死亡本身是不是犯罪行為，更談不上與休伊特夫人的下落可能有什麼關係。他無疑接受了休伊特上校的觀點，就是他被那張字條誘騙走，為的是使他妻子有機會向相反的方向逃跑。」

　　我低聲說那是一種可能性，但是福爾摩斯搖搖頭。

　　「幾種可能性中的一種，」他急促地說，「把休伊特上校誘騙到小酒館，使得休伊特夫人的誘拐者或者謀殺者那天夜晚在那個地區有一片清淨作案的場地一定是同樣可能的。警察當局覺得那麼令人信服的那張字條也可能是休伊特上校本人寫的用來證實他離開家那種似乎說得過去的理由。」

　　「不過他為什麼那麼幹啊？」我問。

　　「當然，讓人在那兒看見他呀。讓可以按照聖經宣誓的二十來個真正村民看見他在他妻子失蹤的現場很遠。」

　　「事實上，那確實證明他的確離現場很遠，不可能負任何責任。」我指出。

　　「華生！」福爾摩斯大聲說，「多少次我曾對你說過似乎說得過去的謊話比離奇得難以相信的鬼話更需要仔細審查。當一個人知道他要去犯罪時，他就仔細擬定計劃。他牢牢記住時間，他可以提出一些證人為他的行蹤作證。想想吧，華生，就上校來說，當他的代理人執行他消滅他的不幸妻子的計劃時，他有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據，是多麼合乎邏輯的事喲。」

　　「什麼代理人？」我問。

　　「為什麼不是柯林斯呢？」那位偵探啟發說。「假定那樣，你明白為什麼柯林斯死對於調查變得更重要了。不要忘記，當安德魯·休伊特去請醫生時他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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