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傳(43)_陳孝全

四三

　　4月28日是清華校慶紀念日，朱自清一大早便忙於檢查巡視展覽室佈置情況。展覽內容頗為豐富，有恐龍化石，有唐人寫的經卷，還有影畫。來賓很多，反應不壞，忙亂了許多日子，總算有了結果。校慶過後不久，他應邀赴天津南開中學講演，校方十分熱情，講演畢，請他和20多位同學座談，又和教師見面，晚上設便宴招待，宴罷又舉行座談會，會後又陪他參觀勸業場，累得精疲力盡。

　　這時，華北局勢又惡化了。5月29日，日本關東軍參謀長酒井，以中國當局援助東北義勇軍進入冀東「非武裝區」，破壞「塘沽協定」為藉口，狂妄地向國民黨北平軍分會提出對華北統治權的要求，並派遣關東軍進入關內，聲稱要「自由活動」。大兵壓境，天津垂危，面對如此時局，朱自清憂慮非常，他在6月10日《日記》上寫道：「近日來，河北局勢愈嚴重」。但又感到無能為力，心像灌滿了鉛一樣沉重。

　　一天，鄭振鐸告訴他，上海良友圖書公司的文藝編輯趙家壁，要編一套規模宏大的反映五四以後第一個十年的理論、創作、史料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其中詩集的編選，擬請他擔負。並說，如果太忙，找個人幫助也成。對「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編輯出版計劃，朱自清略有所聞，但對「詩選」會請他來負擔，則感到有點意外。因為他雖然在五四時期曾寫過新詩，但沒有多久就不寫了，他想這完全是鄭振鐸看他這幾年一直從事中國新文學的教學，所以才特地向趙家壁推薦的。他考慮了一下，便答應了下來，怕請人幫忙可能更麻煩，決定自己一個人幹。

　　其實，事情的經過是有一個過程的。「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編輯工作，大約醞釀於去年上半年，趙家壁當時計劃是「物色每一方面人士來擔任，由他擇優拔萃，再由他在書前寫一篇較長的序言，論述該一部門的發展歷史，對被選入的作家和作品進行評價。每一個文藝團體有一篇短史，每個重要作家附一段小傳；再把這一部門未入選作品編一詳目附於書後，說明出處，好讓讀者去自己查閱，借此可以瞭解這一部門十多年來的收穫」。經過各方面協商，全書分十大卷，由蔡元培作總序，《建設理論集》由胡適編選，《文學論爭集》由鄭振鐸編選，小說分三集，分別由茅盾、魯迅、鄭伯奇編選，散文分兩集，分別由周作人、郁達夫編選，戲劇由洪深編選，《史料·索引》由阿英編選。詩歌原定郭沫若擔任，但由於郭沫若曾寫過指名道姓責駡蔣介石的文章，因此國民黨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不同意他當「大系」的編選人。於是趙家壁和茅盾、鄭振鐸商量，乃決定改請朱自清擔任。

　　趙家壁不認識朱自清，因托鄭振鐸代邀；朱自清答應後，趙家壁即寫信到日本向郭沫若道歉，又給朱自清寄去約稿合同，並致謝意。朱自清接受《詩集》選編任務後，立即開始搜集資料，凡五四以來新詩的各種選本，如《新詩集》、《分類白話詩選》及《新詩年選》等，他都設法搞來看看；還想翻閱五四時期重要文藝期刊。他把清華大學圖書館存有的新詩集都借了出來，凡清華未收的，他都想方設法去搜集，趙家壁從上海給他寄來一些，他在聞一多家裡也找到一點。知道周作人存書很多，於是在7月22日這一天，冒著酷暑的熱浪，到八道灣拜訪周作人，借來許多新詩集。兩人還交換了對《新文學大系》的選編意見，周作人對朱自清說，他選散文，不想遍讀各種刊物，因為那麼辦就非得花一年時間，甚至不止，朱自清覺得此話有理，遂改變原先計劃，以自己「新文學綱要」講義作底子，擴大範圍，從若干集子和雜誌中擇選。

　　夏日苦熱，他在書房裡揮汗如雨，埋頭苦幹，從7月半開始至8月13日竣稿，歷時一月餘。

　　《詩集》共選59家，詩408首。寫「導言」時，他怕說空話，不敢放手，僅寫了5000來字。他依據自己的見解，把五四以來十年詩歌創作分為三派，即自由詩派，格律詩派和象徵詩派。十分精闢地論述了各派崛起的緣由、特點、價值，也分析了他們各自不足之處。《詩集》擇選客觀，論說科學，比較真實地反映了五四以後十年間詩歌創作的風貌，概現了一時代詩人藝術的成就。《詩集》沒有按良友圖書公司的規定編選，而是在《導言》之後，另附有《編導凡例》、《選詩雜記》、《詩話》和《編選用詩集和期刊》，等四篇文章，簡要地說明了編選原則、經過，以及詩人的情況和參考的書刊，具有不同於眾的個人特色。

　　在編選《詩集》過程中，朱自清存在的世界又有了很大的變化。7月11日，他的第五個兒子思俞誕生，生活的牛車上又增添了份量；而最使他擔憂煩惱的是，民族危機愈益加深，平津一帶已危在旦夕。7月，臭名昭著的《何梅協定》使整個河北政權全面崩潰：軍隊撤退，官員撤換，抗日運動取消。從軍事、政治到經濟，一切都置於日軍的控制之下。國民黨政府的妥協政策，更加劇了日本侵略者併吞中國的步驟，9月，他們收買漢奸，策動所謂「華北防共自治運動」，陰謀製造一個「滿洲國第二」。由是，在日本侵略者的導演下，一幕幕醜劇相繼開鑼：

　　10月22日，發生「香河事變」，一群漢奸、流氓發動所謂「饑民暴動」，襲擊並佔領香河縣城，成立「縣政臨時維持會」的漢奸政權；

　　11月7日，在土肥原策動下，宋哲元聯合華北五省，脫離南京政府實行「自治」而「獨立」；11月25日，漢奸殷汝耕發動「冀東事變」，在通縣掛起「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招牌。

　　正當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嚴峻時刻，國民黨政府仍然堅持賣國投降政策，把槍口朝向中國共產黨和愛國群眾，瘋狂發動反共圍剿，鎮壓抗日愛國運動，取諦進步團體，捕殺抗日青年，真是「愛國有罪，冤獄遍于國中；賣國有賞，漢奸彈冠相慶」。與他們相反，中國共產黨高舉抗日救國旗幟，于長征途中發出了團結禦侮的號召，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中，呼籲全國各階層、各黨派、各軍隊團結起來，停止內戰，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中國共產黨為了加強對群眾愛國鬥爭的領導，于1935年初組成了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11月，在臨委領導下，北平大中學校學生聯合會，秘密決定按《八一宣言》的精神，組織愛國學生，向反動派進行鬥爭。

　　清華大學是北平學運的中堅，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時刻，這些血氣方剛的青年，發揚了當年五四鬥爭的精神，熱情奔走在歷史列車的最前頭。

　　國民黨政府為了迎合日本「華北政權特殊性」的要求，竟於11月26日下令撤消北平軍分會、冀察綏靖公署，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漢奸王揖唐、王克敏等均參與了政務，這實際上是變相的「自治」，把冀察兩省置於中國行政區域之外。消息傳來，北平學生憤怒了，學聯立即於12月3日召開會議，通過了「發通電表示否認任何假借民意之『自治運動』」和「聯絡北平各大中學校發起大規模請願」兩議案，向賣國政府發起了強烈的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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