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傳(89)_範克明

八九

　　兩個月後的1937年3月1日，美國女作家史沫特萊訪問陝北蘇區，在延安府會見毛澤東，就中日問題和西安事變進行了談話。當時的《新中華報》全文連載了這個長篇講話。毛澤東在談話中回答史沫特萊關於「共產黨為什麼主張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的提問時說：「西安事變中，國內一部人極力挑撥內戰，內戰危險是很嚴重的。如果沒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張漢卿先生送蔣介石先生回南京之一舉，……則和平解決就不可能。兵連禍結，不知要弄到何種地步，必將給日本一個最好的侵略機會，中國也許因此亡國，至少也要受到極大的損害。」⑩

　　據此精闢見解，作者認為下列問題是明顯的，是題中應有之義：

　　1．從感情上說，張學良到南隻身陷入囹圄，確實是一個我們難以接受的極大的個人悲劇。

　　2．從個人命運看，張學良的這一選擇無疑是失誤，值得深切同情。

　　3．從國家命運看，張學良的這一抉擇無疑是正確的，值得充分肯定的。

　　4．張學良突然出走，準備不足，的確有些欠妥，以致造成了東北軍的紛爭和解體以及西安方面的被動局面，但從維護統一戰線的全域看，這只是一個居於次要地位的小錯，無損于張學良這一行動的意義、價值和光輝。

　　5．從當時的社會輿論看，張學良此舉有效地消除了那時國內外大多數人對西安捉蔣的種種誤解和疑慮，在政治上是必要的。

　　6．從張學良的主觀願望和當時的客觀效果看，親身送蔣回寧這一光明磊落的仗義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有力地緩解了西安與南京的尖銳矛盾，避免了一場新的內戰的爆發，在做法上是明智的。

　　7．從張、楊、蔣的本質和當時特定的複雜的歷史條件看，張、楊個人的厄運及其部隊的瓦解是必然的。這不能全部硬算在張學良去南京的賬上。正如周恩來所說：

　　「因為既捉了蔣，又在蔣的統治下，張、楊兩將軍要犧牲是不能避免的。

　　8．「為了抗日就要付代價」（周恩來語）。從抗日大局看，張、楊為西安事變逼蔣抗日所付出的慘痛代價和無私貢獻是必須的。如果他們不付出，別人也會去付出這種代價。張學良的重大歷史功績不僅在於捉蔣，而且在於放蔣，在於他為了抗日救國這一崇高目標，「把個人的榮辱生死完全拋開」，親自陪蔣回寧，以個人的失，換來了民族的得。

　　總之，無論何人對此做出何種評價，他都應尊重和承認這樣的事實：在張學良送蔣回寧承擔全部捉蔣的責任以後，歷史的發展實現了張學良的願望和主張，內戰結束了，抗戰開始了，並且取得了最後的勝利。這一點勝過任何雄辨。⑾

　　⑩⑾魚汲勝：《千古功臣的千古奇冤——張學良陪送蔣介石回寧問題新探》，《黨史文匯》1987年第1期。

　　很明顯，前面引述的中共著名領袖對西安事變的一些看法，是客觀的，富有遠見的。作者以此為根據，對於史學界長期存在的某些不免偏頗的傳統觀點提出了質疑，亦是難得的。當然，我們也不否認，張學良的南京送蔣，是帶有「負荊請罪」的用意的，也是對時局造成了重大影響的，這是不是張學良的倒退和妥協呢？還不能這麼看，因為這與他只要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共抗日，就仍擁護他做領袖的初衷是一致的。他這樣做，正表明了他識大體，、顧大局和維護團結的真誠，正表明他無私無畏的坦蕩胸懷。後來，他雖然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但他仍然以大局為重，不計較個人得失。1937年1月8日，他在致楊虎城及各將領信中說：「盼兄等切實體諒中央及委座之苦衷，及本我等救國之初旨，切不可引起內亂苦我國家民族之外，更使我仇鄰鼓掌稱快。」憂國憂民之心，溢於言表。而由於楊虎城完全接受了張學良的勸告，不久後便與於學忠等通電表示服從中央，緩和了當時的緊張形勢，促進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

　　千古功臣張學良的千古奇冤終將洗雪，為中華民族的生存和解放作出重大貢獻的張學良將軍終將會回到祖國大陸，回到對他始終懷著尊敬與懷念之情的億萬人民身邊！

　　【相煎何急】

　　談到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人們首先都會想到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以及宋氏兄妹等，對蔣介石則往往持否定態度；對於他在西安事變中的表現採取簡單化的態度，似欠恰當。是的，蔣介石是堅決反共的，態度也僵硬得很，這都是事實。但根據只有作用力而無反作用力的事物是不存在的這一原理，我倒覺得，蔣介石在被扣西安期間所寫的暫時停戰的手諭，對南京方面欲炸西安的制止，在接受「三位一體」的要求，達成六項協議，為事變和平解決作出的讓步，以及蔣回南京後在一定程度上實行了他在西安的承諾，國民黨政府由「剿共」政策向抗戰政策的轉化等，說明他在西安事變後期也表現出一定的靈活性。可以說，隨著西安事變事態的演進，參與事變的幾方都為民族抗戰作出了重大的讓步。發動事變的主角張、楊兩位將軍，為了民族的利益，犧牲了自己的地位、利益、自由乃至生命；中國共產黨則「改變蘇維埃和紅軍的名義，取消同國民黨的對立，停止沒收地主土地」，而中國國民黨也最終放棄了剿共的政策，願意通過正式談判來實現國共第二次合作。蔣介石在這一歷史轉折最後關頭所表現出來的正視現實的勇氣，無疑是應當肯定的。遺憾的是他自己並沒有能夠把這種態度堅持到底（楊拯民：《論西安事變的歷史必然性》，見《黨史通訊》1986．11．）。這也就是說，他後來沒能把這種態度完全堅持下來，在有些重大原則問題上常有反復，比如一離開西安，就又陷入狹隘的恩恩怨怨的糾纏當中，以致當他在12月26日離開洛陽回南京時，便迫不及待地拋出《對張、楊的訓詞》。在這個「內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實為中國政治文獻中一篇有趣的文章」裡，他不僅背棄了言猶在耳的諾言，還編造了他用「偉大人格」感化張、楊的奇談怪論。對此，毛澤東曾發表文章予以駁斥，他說：蔣氏果欲從這次事變獲得深刻的教訓，而為建立國民黨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結束其傳統的對處妥協、對內用兵、對民壓迫的錯誤政策，將國民黨引導到和人民願望不相違背的地位，那末，他就應該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開闢將來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現其誠意，十二月二十六日的聲明，是不能滿足中國人民大眾的要求的。並強調指出：「人民將不允許蔣氏再有任何遊移和打折扣的餘地。蔣氏如欲在抗日問題上徘徊，推遲其諾言的實現，則全國人民的革命浪潮將席捲蔣氏以去。語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蔣氏及其一派必須深切注意。」①

　　①毛澤東，《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毛澤東選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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