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傳(88)_範克明

八八

　　英武豪爽、神態自若、身披大氅、內著將校服的少帥過來了，他與楊虎城等親密同僚匆匆話別，將一紙親筆手書交到楊虎城手裡，那上面寫的是：

　　弟離陝之際，萬一發生事故，切請諸兄聽從虎臣孝候（即於學忠）指揮。
　　此致
　　何、王、繆、董各軍各師長
　　張學良
　　廿五日
　　以楊虎臣代理餘之職。
　　即日

　　蔣介石由宋美齡等攙扶著，匆忙登上飛機，騰空而去。張學良從容不迫地環顧四周，帶著顯然有些依戀之情，向站在遠處不免為他的安全捏著一把冷汗的群眾揮了揮手，即轉身緊走幾步登上了自己的座機，也向東飛去。兩架飛機將首先飛往洛陽。這時，在雲層背後的太陽已經西斜，大約是下午四點多鐘。

　　對於很快就要放蔣和張學良可能要送蔣回南京，周恩來是察覺了的，並曾向黨中央作了報告，但情況如此急轉直下，張學良甚至沒有同他說一聲，就匆匆忙忙陪送蔣介石回南京了，這是使他很感意外的。本來「周恩來二十四日半夜接到中共中央關於放蔣條件的指示覆電，內容是：一、國民黨政府宣佈國內和平，與民更始，蔣介石也發表同樣內容的宣言。二、全部中央軍分別向豫綏兩省撤退。三、部分釋放愛國分子與共產黨員。其中第一項是關鍵，只要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作了公開正面表示，就是承認西安三方面的合法地位，蔣介石也不好輕易反悔。周恩來接到電報，還沒來得及與張學良商量，張學良已經陪蔣介石回南京」⑦了，實在遺憾得很。

　　⑦魚汲勝：《千古功臣的千古奇冤——張學良陪送蔣介石回寧問題新探》，《黨史文匯》1987年第1期。

　　那天，張學良離開金家巷不久，孫銘九就得知張、楊二將軍去機場送蔣的消息，他立即向周恩來報告了這個緊急情況。張學良對周恩來是敬重的，他對他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的艱苦卓絕的工作，是懷著由衷的敬佩和感激之情的。但他也總認為，他們此次舉事雖帶有一定的軍事陰謀的性質，可卻完全是為了抗日，是以國家民族利益為最高準則的，也關係著國民黨的興亡絕續，而絕非出於私利，或欲與誰去爭一日之短長，因而覺得踏實，心安理得。而對於蔣介石會背信棄義，對他們進行報復這一點，卻估計不足。周恩來曾對他多次相勸，讓他不要對蔣介石抱很大的希望，特別是對他的陰險多加提防。可是，他有點忠言逆耳，未加重視，加之蔣的回寧提前了，事出倉卒，所以未與周恩來再作協商，現在周恩來得知此事，也不禁一驚，不無責備地說：「這麼重要的事，為什麼不早點報告？」孫說：「我以為他同你們商量過的，他走也沒有告訴我啊！」另據張學良的副官張沛漢談，1936年12月25日下午，當蔣介石回南京去機場時，「周恩來來到了張公館，只有我在家值班。他進屋後，十分著急地說：『張將軍要送蔣先生回南京，我馬上到機場去，勸阻張先生不要去南京。』我們來到車庫，要了一台車，就駛向機場。

　　「周恩來幾次讓司機快點開，車子幾乎飛了起來。車中，有周總理、我和他的一個隨行人員，周總理對我說：『這麼大的事情，張將軍事前一點也沒有和我說（這顯然指的是提前放蔣——引者）。我們無論如何要勸他不要去。』可是已經晚了，車子到機場時，蔣介石專機的螺旋槳已經轉動了。在回來的路上，周恩來沉默不語，心情十分沉重。」⑧

　　第二天，「周恩來在長安縣禮堂向東北軍的軍、師、團長講了話。他臉色嚴肅，語調深沉，他說：『革命的同志們，換一句話說，就是親密的戰友們，我馬上就要回陝北啦。張將軍送蔣先生回南京，同志們大多數還不知道，昨天走的，張將軍就可能要晚回來……同志們，你們要記住，你們有個朋友，就是中國共產黨。在張將軍回來之前，你們有什麼困難，就來找中國共產黨，共產黨對你們負完全責任。』周總理的講話，深深打動每個人的心。他的語音一落，立刻就響起了掌聲。」⑨

　　⑧⑨張沛漢：《周總理在「西安事變」中》，載1986年12月10日《西安晚報》。

　　作為中國近代歷史的一個轉折點的西安事變，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對於它在停止內戰、推動第二次國共合作、成功地實現了由國內階級戰爭向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轉變、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和發動全面抗戰奠定了基礎這方面，可以說是舉世公認，對國內外大多數史學工作者來說，是沒有什麼異議的。但對於張、楊兩將軍的評價，對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張學良的南京送蔣等問題的看法卻不盡相同，如張、楊兩將軍的行動，明明是出於愛國的赤誠，善良的願望，是順應人民公意和歷史潮流，真正「大有功於抗戰事業的」，然而，有少數自稱「不務華美，但求真實」，「品評是非，一本良知」的學者，恰恰在有關西安事變的一些關鍵問題上顛倒了是非。如有本書裡就說張、楊發動西安事變是「冒天下之大不韙」，是「劫持最高統帥」，是「不明時勢，不通事理，不守綱紀，不顧民意」之舉等，恐怕失之偏頗，不論是與史實、民心，亦或歷史的公斷，都是相距甚遠，甚至完全是背道而馳的。

　　當然，也有些分歧是因學術觀點的不同引起的，這是可以研討的。如關於張學良的南京送蔣，長期以來，人們一直持否定態度，認為他出於民族大義，不顧個人安危，親自陪送蔣介石去南京，精神固然可佳，但由此卻也帶來嚴重的損失。他的南京被扣，終身失去自由，便是因此而引起的。王以哲將軍的被槍殺，東北軍的衰落，西北「三位一體」的解體等，更是嚴重的後果，所以此舉實屬重大失策，是一個難以彌補的錯誤。個別西安事變研究者甚至發出了「假如我是張學良」這樣的唉歎！

　　有道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一個問題有各種不同的看法是不奇怪的，這無礙大局，也正象俗話所說的：「人間自有是非，公道終在人心。」對此有所非議者，歷來人數不少。但對此舉肯定，認為它真誠、悲壯，把它看作是「張學良愛國主義思想指導下逼蔣抗日和擁蔣抗日的繼續，是張學良謀求全國一致抗日的又一愛國義舉，是張學良處理事變後期複雜局面的一種果斷措施」的，也越來越多了。前面提到的魚汲勝的文章，就具體引述了五十年前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此事的評論，那才真正是高瞻遠矚的真知灼見：

　　1936年12月25日，也就是張學良送蔣走的當天，周恩來、博古在致黨中央的電報中分析張去蔣走的形勢時指出：「……故蔣走張去雖有缺憾，但大體是轉好的。」

　　1937年1月1日，在張學良送蔣抵寧橫遭審判的第二天，劉少奇在《西安事變的意義及其以後的形勢》一文中指出：「有些同志當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張學良跑到南京請罪時，表示悲觀，認為張學良是投降了蔣介石。

　　這一種認識是不對的。張學良的認錯與請罪，對於南京與各地的左派有很大的幫助。對於爭取中派也有很大的幫助，而對於右派藉以鼓動內戰的口實，則給以取消。張學良在南京的行動，是有助於團結全國抗日，停止一切內戰的方針之實行的。這不是表示張學良的無恥與投降，反而表示張學良為著團結全國抗日停止內戰而不惜犧牲個人的忠誠。張學良是請罪了，西安事變的一切責任他擔負了，剩下來的還有什麼呢？那就只有南京政府要執行真正足以滿足全國人民願望的抗日救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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