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傳(54)_範克明

五四

　　在隨後的會談中，周恩來發現，張學良過於注重政府和軍隊在抗日鬥爭中的作用和地位，而對於人民群眾的力量則估計不足，所以他又指出：「中國要抗日，必須實行民主，以調動廣大群眾的積極性，只有發動和依靠廣大群眾，才能取得抗日的勝利。假如仿效德國和意大利，搞法西斯主義，只會投降帝國主義，是不可能真正抗日的。張將軍，我說的這些也都是個人看法，是否妥當，也請你多多指教。」「不敢當，不敢當，」張學良忙說，「你談得好，我完全贊同。近來我對這個問題也有些想法，經你今天再一點撥，心裡就更亮堂了，今後將不再談法西斯主義。但現在究竟應當怎樣抗日，你們的抗日和蔣先生的攘外，都附帶倒蔣或安內，我不能苟同，因為日本軍部絕不會等著倒蔣或『剿匪』。另外，蔣是現在中國的統治者，軍事、財政、金融、外交等大權也都掌握在他手中，完全撇開他不行。根據我這兩年的觀察，蔣介石還是有可能抗日的，錯就錯在他想先消滅共產黨，然後再抗日，即所謂『攘外必先安內』。這當然是必須扭轉的。我們要對他進行爭取，統一戰線既然是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蔣介石也應包括在內，如能爭取過來，對抗日有利，反之，就會增加抗日的困難，因為他必然會同我們作對，甚至用中央政府的名義討伐我們，使我們陷於被動地位。所以我覺得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宜再提反蔣，他不抗日，我們可以逼他走上抗日道路，把反蔣抗日改為逼蔣抗日是不是更好些？」

　　「嗯，這個問題是可以考慮的，聯蔣的問題我們將認真研究。」周恩來回答說。不過，看得出來，他雖然覺得張學良言之有理，但顯然還有某種保留。果然，他隨後也尖銳指出：「不錯，蔣介石是有一定實力地位的，抗日不爭取他參加，是個很大的損失。問題是他幹不幹，如用古人的話來說，就是『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因為儘管日本侵略者重兵壓境，大片國土淪喪，可他仍然堅持其『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在所謂『甯給外人，不給家奴』的思想指導下，對日寇妥協退讓，對群眾殘酷鎮壓，所以向他展開一些鬥爭是必要的。共產黨過去也不是不願意爭取這個集團的力量參加抗日，是考慮可能性不大，只有用群眾的力量粉碎他這個反動集團，對抗日救國才有利。」

　　「是的，國民黨是存在著這些問題的，」張學良深有同感地說：「讓蔣介石輕易改變政策是不容易的。但我想，隨著形勢的發展，他也會有變化，現在他不是也對日本人的貪得無厭很惱火嗎？但他有個很錯誤的看法，就是認為共產黨的一切方針政策都是針對著他，並要把他拉下馬的，所以他把『安內』擺在了首要地位，似乎共產黨和紅軍更是他的心腹之患。」

　　對張學良的這一分析，周恩來雖覺著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但認為並不確切。他沒有指責張學良，而是耐心地擺事實，講道理，歷數蔣介石背叛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勾結帝國主義，把人民推入十年內戰的血海的罪行，深刻說明蔣介石之所以不得人心，軍事上也屢遭失敗，並不是他軍隊少，更不是武器差，而是他多行不義的結果。最後，他高瞻遠矚地說：「我說這些，不是要跟他算這個舊帳，而是說，看問題既要根據形勢，放眼未來，也要有歷史觀點。不過，不管蔣介石怎樣仇恨共產黨，仇恨工農群眾，怎樣以怨報德，我們今天仍然希望他能改弦易轍，懸崖勒馬，儘快走上團結抗日的道路。你所說的『逼蔣抗日』，不也是這個意思嗎？這其實也是符合統一戰線精神的，有團結，有鬥爭嘛，因為光鬥爭，弄得彼此關係緊張，當然不好，但光讓步也不行，讓步太多了，他會覺得我們都怕他，對團結抗日同樣是不利的。」

　　張學良高興地說：「對！今後我們就在聯合抗日的大前提下，加強團結，共同對敵吧。至於蔣介石，過去我同他接觸較多，關係不能說很好，但還能說得上話。照我看，他頑固是頑固，但只要我們用最大的力量去爭取他，是可以把他團結到抗日陣線中來的。」

　　「是嗎？你有這個把握？」周恩來似乎不大相信，「如果能把他爭取過來，當然很好，祝你成功。今後如需要我們配合的，你儘管提出來，我們一定大力協助！」

　　「對，對！」張學良興奮地說，「對蔣介石就得逼一逼，你們在外邊逼，我在裡邊勸，我們對他來個內外夾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轉過來。」③

　　③關於周、張二人會談內容，曾參考了申伯純所寫的《西安事變紀實》及其他有關資料。

　　隨後，他們還就紅軍和東北軍在抗戰中所擔負的責任、對日作戰的戰略、兩軍互不侵犯、互相幫助和經濟通商等問題進行了討論，並達成了相應的協議。

　　會談結束時，天將破曉，此刻大地雖然仍是靜悄悄的，但遠處也隱隱傳來雞啼，它告訴人們，又迎來一個新的黎明。

　　張學良感到很興奮，雖然一夜無眠，卻毫無倦意，多年來使他疑慮重重、百思不解的許多問題，現在經過周恩來鞭辟入理的分析，大都冰化雪消、迎刃而解了，他怎能不如久旱逢雨、春風拂面、滿懷喜悅呢！也象長期壓在身上的一塊石頭落了地，頓覺渾身一陣輕鬆。事後他還常對他的部下談起這次會談，談起周恩來，總是讚不絕口：「周恩來虛懷若谷，處處以民族利益為重，共產黨確實了不起！」

　　4月10日清晨，張學良和王以哲出來送客，當他們把幾位穿著樸素的深色便裝的客人送出天主教堂大門時，張學良舉目東望，只見霞光滿天，一輪燦爛奪目的紅日冉冉升起了。

　　這次會談，由於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正確，也由於周恩來和張學良都能以大局為重，相互信賴，使會談取得很大的成功，而這對張學良來說，也是他戎馬生涯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為以後的西安事變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礎。

　　【八月的西安】

　　延安會談後，中共中央研究了張學良對反蔣抗日方針的不同看法，認為他的意見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既然象張學良這樣願意走聯合抗日道路的人對「反蔣」都難以接受，顯然，如仍堅持反蔣，對擴大統一戰線是不利的，所以採納了他的建議，將「反蔣抗日」改為「逼蔣抗日」，「在5月5日發表的東征回師通電中，就沒有再提反蔣的字句，而是向『南京政府諸公』提出以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的精神，在全國範圍內、首先在陝甘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體辦法……在《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中說：『目前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所以把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還說：『在日本帝國主義繼續進攻，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下，國民黨中央軍全部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①

　　①西安事變史領導小組：《西安事變簡史》，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