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傳(48)_範克明

四八

　　這兩首詩文字不算深奧，雖不能說明白如話，還是易於理解它的含意的。但對於現在的年輕人來說，有些地方還要作些注釋，方可對它有個透徹的瞭解。詩裡所說的趙四，就是趙四小姐，其用意無須多說。所謂朱五，是當年北洋政府內務總長朱啟鈐的五女兒湄筠。她是張學良二弟張學銘的大姨子，即學銘太太的五姐。她經常與張學良跳舞，後來嫁給張學良的好友朱秀峰為妻。至於胡蝶，則是當時著名的電影明星。詩的意思主要是講當時風傳的張學良思想摩登，已經腐化墮落，早把國難家仇置於腦後，在「九·一八」事變時，他正在北京六國飯店與胡蝶跳舞。這當然不是事實，那晚他是在北京中和劇院看戲，這已在前面談到了。

　　至於胡蝶，當時並不在北京。而且他們從來也沒有見過面。胡蝶女士（現僑居海外）近年來在她寫的回憶錄裡，針對此事也說過：「世間上荒唐的事情還真不少，瀋陽事件發生的時候，我那時還跟明星公司攝影隊一起逗留在天津，沒有踏入北平一步……後來為拍《自由之花》到北平時，已是『九·一八』事變後約一周，未料到此行會引起一段莫須有公案……」④但她不瞭解，這謠言之所以流傳甚廣，責任主要還不是那首詩，而是謠言的炮製者。這有兩種說法：一說是天津日本特務機關報《庸報》故意造謠，以轉移人們的視線；另一說法是南京國民黨政府中的親日派蓄意借題發揮，目的在於把一切罪過都推到張學良身上，為蔣介石、同時也為日本侵略者開脫罪責。可謂用心良苦。難怪胡蝶女士前些時在追述這樁往事時，仍感寒心，她把這事稱之為「該結束了的『莫須有公案』」。

　　隨著歲月的流逝，這樁公案應該說現在已得到澄清，是早該結束了。所謂「九·一八」之夜跳舞之事，是不存在的。不過，關於張學良與胡蝶是否見過面，有無交往，仍眾說不一。其實，對此胡蝶女士在她的回憶錄裡也講得很清楚，她告訴我們：「我和張學良不僅那時未謀面，以後也未見過，真可謂素昧平生。一九六四年六月，我赴臺灣出席第十一屆亞洲影展時，還曾有記者問我要不要見見張學良，我回答說：『專程拜訪就不必了，既未相識就不必相識了。』……」⑤胡蝶女士的這一談話在報上發表不久，考試院院長莫德惠去看張學良。據莫事後對記者說，張曾問他，是否看到胡蝶那段談話，然後說：「到底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瞭解了這個真實情況，對發生在五十多年前的這樁歷史公案的真偽，就會一清二楚了。

　　④⑤轉引自胡蝶回憶錄。

　　【關鍵時刻的抉擇】

　　在蔣、張保定會見之後的第三天，即1933年3月11日，張學良便丟掉了一切官職、宣佈下野了。為了再次支持蔣介石，他甘願代蔣受過，忍受這一沉重打擊。並決定聽從當局的安排：出國考察。很明顯，這決不是他所希望的，而是被迫的。當此大敵當前、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危急關頭，國難家仇集于一身的張學良，哪裡會有遊山玩水的興致呢！在此時此刻，輕易離開自己的隊伍，放棄自己承擔的責任，跑到國外去觀光，這對他來說，與其說是幸運，不如說是痛苦。但有人出於某種政治目的，則極力勸他出國，不要戀棧。就張學良來說，差強人意也好，盛情難卻也好，不管怎麼想，反正是非走不可了。但就這樣不聲不響地離開嗎？似乎又太冤屈了。想來想去，自己既是代人受過，那也就問心無愧，他沒有必要自怨自艾。他的走，是權宜之計，過不了多久，他還是要回來的，所以就是下臺，也要光明磊落地下，就是走，也要正大光明地走，他不能不辭而別，不能灰溜溜地離開，不能讓人家說他是臨陣脫逃，而必須向公眾有所交代，遂於3月11日就他下野出國一事通電全國，略謂：

　　……餘就職以來，仍本先父遺志，始終鞏固中央、統一中國為職志，兢兢業業，未嘗或渝，即如不顧日本之公開恫嚇而易幟。輔助國民黨在東北之活動。與夫十九年秋季奉命入關，擁護中央統一。凡此種種，事實俱在。

　　「九·一八」事變發生，餘正臥病在平，初以訴諸國聯，頭為之張公道，迫乎日軍侵熱，餘奉命守土，乃率師整旅與敵周旋，抗戰以來，將士效命頗不乏人，無論事之成敗若何，然部下之為國犧牲者，已以萬計矣！此次蔣公北來，會商之下，益覺餘今日之咎，辭職即所以效忠党國，鞏固中央之最善方法。故毅然下野，以謝國人，惟眷念多年袍澤，東北之健兒孰非國家之將士，十九年餘奉命率其入關援助中央。於今，國難未已，國土未複，無家可歸者數十萬人。但盼中央俯察彼此勞苦，予以指導，並請社會人士，力加援彼等。為國為鄉，皆抱熱誠，並熟悉東北情形，倘遇報國之機，加以使用。俾得為收復東北而效命，遂其志願，免于飄泊於願斯足。並盼國人鑒餘誠悃諒餘庸愚，雖愆尤叢生，而餘本身只知為國，余皆不復計也。

　　從這個通電看，他沒有把事情的真相全講出來，對蔣他還是留有餘地的。他還是以大局為重，從團結抗日這個大前提下來講話的。這也不過是向國人告別，略抒衷腸而已。

　　在通電發出的第二天，即3月12日，他便前往上海，痛下決心，力戒毒癮，為此耽擱月餘。4月中旬，當風和日麗的春天到來的時候，他便由於鳳至和趙四小姐等人陪同，登上了意大利一艘名為「康特羅索」號的郵輪，出國了，為尋求救國之路，他先後漫遊了意大利、瑞士、德國、法國、英國、瑞典等國。他也很想到蘇聯看看，卻未能入境，想必是蘇聯人對於早先的中東路事件還有些耿耿於懷吧。

　　張學良原本還要在國外再多考察幾十國家，因為「福建事變」發生了，早先被派往福建去打紅軍的十九路軍不願再打內戰，通電反蔣，並在福州建立了人民革命政府；而通過與馬占山、李杜（適逢兩將軍亦在國外）的會見，得知東北抗日情況，更激發了他的愛國思鄉之情，乃決定提前歸國。於鳳至因要照顧和安頓子女在英國求學，所以沒有回來，張學良與趙四小姐和其他隨行人員則于1934年1月8日回到上海。

　　在國外考察了一個時期，張學良也還是有收穫的。這時他對一些問題的看法雖然並不都是正確的，甚至還受了不少法西斯主義的影響，但抵禦外侮、收復失地、披甲還鄉的雄心未滅，他還是很想大幹一場的。但打內戰他不幹，「良由國外歸來，擬為將來抗日作預伏之工作。」「歸國當時之志願：（1）本想為一超脫軍人，不再統率東北軍，為私情所累和他們保持超然關係，以備將來抗日也。（2）不希望參與任何國內戰爭。但其結果，事與願違。」①

　　①張學良：《西安事變懺悔錄》，是1960年在臺灣發表的。就西安事變來說，張學良是有大功於國家和人民的，根本不需要、不應該、也不存在什麼要「懺悔」的問題。此文是在不正常的情況下發表的，引文僅供參考（此系援引張魁堂有關文章注釋）。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