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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張學良又把劉統帶(即劉多荃)叫來,囑咐他說:「你趕快去慰問楊大嫂、常大嫂,各送慰問費一萬元。」張還指示部下,楊常被處死,不株連他人,「罪不及妻孥」。⒄讀了上述幾段文字,楊、常事件的概況,應該說比較清楚了。但對此事的看法卻不盡相同,對張學良這一異乎尋常的舉動認為可以理解和諒解的,說他做對了,清除了東北政權中的隱患,從此再無後顧之憂;對此有異議者,則深感遺憾,認為他做錯了,甚至認為這屬￿軍閥遞嬗變遷中常有的現象,是一樁一時衝動的不該發生的殺人案。另外,圍繞楊、常的功過是非,也有論爭。如他們二人究竟是愛國者還是賣國者?究竟是才華出眾的有功之臣,還是專橫跋扈、暗結黨徒、圖謀不軌的罪人?究竟是張學良聰明自用、自毀長城,還是楊、常咎由自取、多行不義?

  ⒄武育文:《楊常事件始末》,《瀋陽文史資料》第十輯,1985年6月出版。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這裡,筆者不想作仲裁,也無意對此進行更多的考證,那是歷史學家的事。不過,有一點也是不可否認的,這便是張學良與楊、常的衝突決不是偶然的,這裡既有遠由,也有近因,既有歷史的恩怨,也有現實的矛盾,既是日益明顯的權利之爭,也是思想性格方面的不可調和的衝突的表現,這也正象司馬桑敦所指出的:

  ……東北軍政大權的支配人,既然由老帥換了少帥,楊宇霆的存在條件事實上業已大大打了折扣。原因極簡單,楊宇霆能夠侍候好張作霖,未必能夠侍候好張學良。

  老實說,張學良和他老子有相像的地方,也有不相像的地方。而楊宇霆的人物個性,正好是為張學良所最不喜歡的一種人物個性。

  比如:楊宇霆是善解政治上的機會主義的一種人物。

  一九一六年,楊宇霆和郭松齡一同奉命代表奉軍出席張勳在徐州召開的督軍團會議,當發現這個會議實為復辟鋪路時,郭松齡主張立即退出,而楊宇霆則不肯退出,結果,楊留而郭退。這裡看出郭的書生氣,而楊則就顯得在政治上不太計較是非了。楊宇霆顯然注重權變之術。在北京時,他反對奉軍退守關外,主張要和國民革命軍抵抗下去,並非他在政治思想上有所堅持,而是他相信奉軍在南北各方矛盾之間,能有縱橫運用的餘地,認為奉軍在關內仍有可為。這一點,張學良和他不同。張學良是從道理上,是非上,感到奉軍已不可為,而且尤其不願和國民黨分庭抗禮下去。

  楊宇霆替張作霖經手辦理對日外交和鐵路交涉,在周旋于芳澤謙吉、山本條太郎、町野武馬詩人之間,楊的手法是無視小節,不惜欺詐,老帥張作霖似乎感到頗為得體;但張學良似乎不欣賞這一套。老帥死後,楊宇霆在向南京妥協上和對日聯繫上,主張中有些軟硬互見、忽上忽下,其目的要在左右逢源,這是一種縱橫捭闔之策。但,在執意求定樹立權力基礎的張學良來說,這種搖擺式的主張,勿寧是一種絕大的困惑,等於要陷他於進退失據。這樣的楊宇霆,絕不會取得張學良的歡心。

  楊宇霆又是一種上諂而下傲的人物。他侍候綠林出身的老帥,能甘於頤指氣使,低聲下氣。如處理北京高等法院院長涉嫌賄縱鮑羅廷妻的案子時,楊宇霆曾當眾高喊「大帥開恩了」等等,便了結一樁重案。但,一旦大權在握時,他又能排除異己,樹敵結怨,毫不容情。第一次直奉戰爭後,在整理奉軍時,他就大膽的樹立新派,把張景惠、張作相等老派人物都排擠在外;郭松齡叛張前後,他更利用老帥的信任地位,幾乎把奉軍中的講武堂派都踩在腳底下。所以,當張學良懷疑楊宇霆攜貳的時候,說楊壞話的,可能就有當年的老派人物。張學良告端納有老帥舊屬向他告密者,此中可能就是張景惠或張作相之流。據說,當張學良方在遲疑不定,不知如何對楊下手的時候,張作相便曾給他打氣說:你是英雄之後,應該有種!

  至於郭松齡的舊部,更都恨楊宇霆入骨。楊宇霆被殺以後,相傳參與執行槍殺的高紀毅曾說:這是替郭茂辰(郭松齡字)報仇,我當然義不容辭!此中便看出楊宇霆在人情上的重要缺陷了。

  京報曾評楊宇霆,抱有大志,清晨即起,不溺聲色,這一點,楊宇霆和郭松齡有相像的地方。但,郭松齡講原則,有強烈的是非觀念,這就大不同于楊宇霆。而且,尤其重要的是,郭松齡的軍中地位是靠張學良而起,而楊宇霆是靠老帥張作霖而起。所以,郭松齡有條件成為張學良言聽計從的朋友,而且可以做之師,也可以做之友;楊宇霆則完全相反。楊宇霆縱然在張學良面前不倚老賣老,唯因其在老帥面前有過聲勢煊赫的前曆,他就自然而然的在少帥面前,既不能做之師也不能做之友了。

  張學良之于郭松齡,是他正在渴於是非,渴於知識,渴於愛情的時候,所以,郭松齡能成為他個人的和事業的夥伴,但,現在的張學良所需要的是權力,而楊宇霆正好是站在這方面的一個重要障礙。⒅

  ⒅司馬桑敦:《張學良評傳》,〔香港〕星輝圖書公司1986年7月出版。

  這些從實際出發的分析評論,無疑是客觀的,頗有見地的。至於對這種作法不贊成、認為是一種殺伐,是其父「當年草莽天下時的餘風」(見《張學良評傳》)就未免言重了。是的,我們不文過飾非,或搞什麼「為親者諱」那一套,但也不過於苛求一個涉世不深、年僅二十七歲的青年;更何況從大的原則上看,應該說他的決斷沒有錯,是把大局、把國家民族利益擺在了首位的。有人說,這時他實際已由封建軍閥將領開始轉化為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了,這個問題的實質正在於此。論斷不是沒有道理的。

  看到這一點和看不到或不承認這一點,是大不相同的。

  從另方面看,從皇姑屯事件的爆發到東北易幟、槍斃楊、常,這在東北來說,確是個多事之秋,張學良任重道遠,是不言而喻的。但也要看到,他並未退縮,也未壓垮,而是沉著冷靜,有主見,有魄力,特別是處理一些比較棘手的問題時,還真有點運籌帷幄,力挽狂瀾的大將風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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