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傳(4)_範克明

四

　　不言而喻，就如同人稱一代梟雄和怪傑的張作霖這個傳奇人物本身一樣，這些介紹也是帶有傳說性質的。但無風不起浪，類似的事兒也可能出現過，總之不管怎麼說，從中仍然反映了張作霖的某些心態和麵影。這裡，筆者無意對他故作褒貶，更不打算對他進行全面的評價，只是覺得，作為一個早年浪跡山林、行蹤不定的流浪漢，作為一個沒有多少文化的草莽人物，他能本著於細微處見精神的原則，注意選賢任能，還是難得的。其實，不也正是因此之故，張氏父子才吸引和聚集了一批人才，從而為創立奉張政權奠定了一個比較堅實的基礎嗎？

　　上述種種，說明他這個出身卑微，來自綠林草澤的軍閥，雖有其專橫、貪婪的一面，但也還有他的特點，他的個性，他的不尋常處。他不僅膽子大，有謀略，有心計，而且也是比較機敏而又細心的；尤其是，他也很懂得籠絡人心、恩威並重和耍權術、搶機會、抓權利這一套的，而這不也正說明「他在這一方面上具有強大的欲念和野心，他是處心積慮的準備隨時隨地打破現狀的一種人物」嗎？

　　張作霖哪能不崛起、不飛黃騰達呢，正所謂試看脫穎亂世，從此際會風雲！

　　而作為張老帥之子的少帥張學良，也正是在這個形勢發生重大變化、張作霖扶搖直上但卻並非沒有風險的時期投身軍旅，走進自己的世界的。

　　【謝謝少帥】

　　張作霖作為奉張政權的開創者，儘管他是比較走運的，可以說是青雲直上，迅速的登上了東北王的寶座，但他畢竟也是歷盡艱險、費盡心機，才有了這份家當的。也許正是他深感世事多變，創業艱難、並自知才疏學淺難孚眾望吧，所以平時重視招攬人才，注重聽取謀士意見。他對兒女的學業也是極為關注的。尤其對張學良，更特地請省城有名的舉人，名儒作他的塾師，也正如王益知所說的：「張學良七、八歲時開始讀書，延台安舉人崔駿聲作開蒙師，續請海誠老儒楊景鎮（雨辰）及白永貞、金梁諸人講授五經四書。學良穎悟異常，多所記誦……還有金梁（息候）亦曾教過張學良。據其所寫資料，『張學良十二、三歲即從我學文，能作千言，下筆頗快』，又說，『漢卿英敏過人，尤嗜文藝，銳氣革新，余唱印文溯閣四庫全書，共續輯書目，修奉天通志，設故宮博物館，復興翠升書院，皆次第舉行』。所說多是張學良掌握東北政權以後事。如翠升書院曾聘王晉卿、吳摯甫諸名家主講，瀋陽故宮博物館長由金先生擔任。惟影印文溯閣四庫全書（瀋陽原有四庫全書一部藏于故宮文溯閣故名），徒托空言，未能實現。」①無疑地，這些名師的教導，使張學良打下了比較扎實的國學基礎。後來在囚系中他遍覽古籍，尤愛研讀明史，有時還寫點古典詩詞，想來與他早年的舊文學功底不無關係吧？

　　然而，當他步入社會，開始了他那走南闖北的軍旅生涯時，他卻更注重實際了，有人向他宣傳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他不愛聽；什麼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類的說教，他也覺得頗似空談。他常說：「天下是馬上打來的，主義有什麼用？」還說：「人家有人家的一套，我們也有我們的一套，主義不主義，不相干，各照各的幹。」

　　莫非他真的是主張閉關自守、拒絕接受一切新事物嗎？那倒也不是，對於國內外的新的科學理論和技術，對於外文（他有較好的外語基礎，尤長於英語，據說西安事變時，他與宋美齡、端納談話時，就常常講英語；後來在幽禁中，他還訂了英文的《字林西報》。）的學習，他卻是很努力的。而這個基礎，正是在青少年時代打下的。就說學英語吧，他就起步早，「初由奉天交涉署英文科長徐啟東擔任教師。王正廷之妹亦教過一個時期。至於重點學習英文，是在瀋陽基督教青年會。」②當時，張學良曾任瀋陽基督教青年會董事，會中有專設的英文夜校，所有課程全由外籍幹事親自講解。後來，赴美國留學歸來的閻寶航，作了青年會的總幹事，「他每天教張兩小時英語，旁及國際情況，西方風俗習慣，使張之常識有所增益，對於教會有所理解，終於受了基督教的洗禮，是不無影響的。」③

　　這也就是說，他那時積極參加基督教青年會，主要並不是為了信教，而是為了學習西方，學習外語和一些新的科學知識。及至隨後子繼父業，成為東北地區的最高軍政長官時，在他身邊工作的顧問秘書，亦仍有不少知識淵博的專家學者，都使他受益匪淺。這也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他受西方教師與朋友的影響超過本國師友。但是，也不能不看到，由於他自幼生長在一個軍閥家庭裡，一些源遠流長的封建的倫理道德和愚忠愚孝的思想，對他也有較深的影響。這從奉系乃至東北軍中一些將領的作風，以及張學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儘管被利用、受排斥、遭冷落，而他總還是委曲求全來看，都表明他存在著一定的封建正統觀念。儘管張學良後來為停止內戰，聯共抗日，以及促進第二次國共合作方面曾作出了很大的貢獻，成為千古功臣，但卻也仍有他的歷史的局限性。

　　當然，我們也還要看到，張學良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某些不足，在大多數情況下不是主流，近代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反帝愛國思想在他思想上仍占主導地位。而之所以如此，又實與當時的時代、社會歷史環境、與他耳聞目睹帝國主義的蠻橫無禮，與嚴重的民族危機有密切關係。

　　那時，年輕的張學良不僅參加了基督教青年會，不僅學業大有長進，而且在參加社會公益活動方面，也是個活躍分子。有一次青年會為賑濟河北水災舉行義賣，人稱大公子的張學良，也積極為救濟災民而奔波。「他著紫色衣裳，在會場往來穿梭般活躍，手拿大把物品，逢人勸購，高呼『密斯特』，賣得最多。」④那時青年會常邀請各地名流來此講演，這也對他啟發很大，他說：「幼時對國家異常悲觀，以為中國將從此任列強之割宰，無複望矣。及十四年前于遼寧青年會聆貴校（按：此系張學良1930年在天津對南開大學學生的一次講演，見1930年12月11日天津《大公報》）校長張伯苓先生《中國之希望》之講演，中有『中國之希望不在任何黨派，亦不在任何官吏，而在每一個中國人之奮發圖強，努力救國』云云。予聞此大悟悲觀之非當，乃立誓本個人之良心，盡個人之能力，努力以救中國。余之有今日，張先生一言之力也。」

　　①②③④王益知：《張學良外紀》，載《社會科學戰線》1985年第3期。

　　張學良公忠體國，銳意進取，早年就致力於國家的統一富強，很有些奮發圖強的精神，所以進步較快。1919年，他入東北講武堂炮兵科訓練，1920年畢業，即當了乃父的上校衛隊旅長，不久，又升為東北第三混成旅旅長，授少將軍銜，與郭松齡領導的第八旅混成一起，統稱為「三·八」旅，是奉軍中的佼佼者。又過了一段時間他由於戰功卓著，被晉升為中將，成為獨擋一面的第三軍團軍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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