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73)_呂大渝

七三

　　後來被診斷為胸十一、十二椎壓縮性骨折的小勇疼得一路上呻吟不斷，他後背上腫起的那口「大鍋」也著實嚇人，所以，我們一進醫院，搶救人員一下子全奔小勇而去。而我忍痛托著脖子，在後面慢慢蹭著往醫院裡走的時候，並沒有人來招呼我。待坐在我對面的女醫生詢問我哪裡不舒服時，我只能細聲細氣地告訴她：「我脖子疼。」已全然不是平日嗓門不小的我。因為大聲說話會震動得我的脖子更疼。

　　女軍醫一聽我脖子疼，二話沒說就帶我去照了Ｘ光，接著就再也不讓我自己行走了。我坐上了輪椅，被推進了病房。在這之前，醫生極力想找到一個我在深圳的熟人。正值清晨，人們還沒有上班，我又不知道我們接待單位的各位熟人家裡的電話號碼，只知道當時世界華文作家會議正在深圳的一個賓館召開，我認識的作家張賢亮也參加了那次會議。

　　當時我對自己傷勢的嚴重性並不知情，但張賢亮正在我就要被推進電梯送往病房前碰到了我。在電梯口，他囑咐我要配合醫生治療，安心養傷。當天，正是那個華文作家會議結束的日子，張賢亮當日就要返回北京。至此，我已明白自己再也沒有可能趕回北京給兒子過生日了，只好托張賢亮給我的好友倪美玲帶個口信，委託她暫時幫我照顧一下兩個孩子。倪美玲是中國兒童藝術劇院的演員，是我人生之路上深深信賴的摯友。我還托張賢亮替我帶回在深圳給兒子買的生日禮物。

　　我當時一點也不明白為什麼院方一定要立刻找到一個我的熟人，我也不知道他們究竟和張賢亮說了些什麼，但張賢亮回到北京去見倪美玲的時候，雖然說我只耽擱幾天就會回來，但卻交給了小倪二百塊錢，作為孩子的生活費。如今的二百塊錢似乎不算筆大數目，但在八十年代中期，那差不多是我三個月的工資了。我重返北京已經是半年以後了。後來，我從沒為那二百塊錢向張賢亮說過一句客套的話。對危難中相助的感激之情，我已銘記心中，說出來，反倒俗氣了。

　　在那場車禍中，我被摔成了第一、二頸椎的齒狀突骨折。

　　人的脊柱由三十三塊短骨構成，除第一和第二頸椎以外，均由椎間盤來連接相鄰的兩塊椎骨，惟有第一、二頸椎是由像顆牙齒形狀突出的被稱為齒狀突的骨頭連接的。而中樞神經系統的組成部分脊髓，則被保護在椎管裡。第一、二頸椎部位的脊髓，主管著人的呼吸和心跳。

　　半年後，當我能搭乘飛機回北京繼續治療的時候，北京骨傷研究所的專家說，我這類骨傷，輕則高位截癱，重則呼吸心跳停止，當場死亡。他們曾不解地問，為什麼我卻沒有任何「運動障礙」？

　　我告訴北京的醫生，我至今仍能活蹦亂跳地活在人世，實在得「感謝」文化大革命。「文革」中，除了《毛澤東選集》和《農村醫療手冊》以外，無書可讀。而我又有個不看書則不能入睡的毛病，所以，作為催眠書，我翻爛了兩本《農村醫療手冊》，對急救傷員的常識和插圖還有些印象。雖然我後來得到了來自美國的兩種頸托，但在我受傷開始直到躺在病床做「頸椎牽引」這段不短的時間裡，使我免於一劫的，多虧了我用雙手給自己圈成的「土頸托」。「文革」禁書的「歪打正著」，令我無意中學到了多年後得以自救的「醫學常識」。否則，假若我果真高位截癱了，不但我的人生將不堪設想，我的孩子也將因此有著不是我期望的命運。

　　站在骨傷研究所陳列著人類頭蓋骨標本的玻璃櫃前，我沉思了許久。人的生死往往僅存在於千鈞一髮的偶然之中。我與那顆無名氏頭蓋骨之間不過一步之遙，差的只是一口氣。我活著，是因為還有著一口氣，他死了，是因為缺了一口氣，而人世間的許多恩怨，又只是爭那一口氣。生命的脆弱往往是常規狀態下的人們始料不及的。我仿佛突然超脫了許多。

　　後來，我在北京做過一次「核磁共振」。照出的片子中，脊髓是十分醒目的一條白色。只見一條整齊的白色上，在第一和第二椎的位置，有一個小小的豁口。我想，豁口大了大約就是高位截癱，白條斷了，則是呼吸心跳停止，當場死亡。像豆腐腦似的脊髓，竟承擔著如此重大的生命職責！

　　在深圳華強醫院，我坐著輪椅，被推進了一間單人病房。我的主治醫師是鄭萬春。我躺在病床上被剃了光頭。作「頸椎牽引」的時候，我腦後的外傷根本沒顧得上縫，連麻藥也沒顧得上打，鄭大夫就用電鑽在我的頭蓋骨上鑽了兩個至今摸起來仍十分明顯的洞，接著，又在那兩個洞上鉤住了一個二十五公斤重的大鐵錘作牽引，把我「釘」在了病床上整整二十五天動彈不得。

　　不言而喻，面對高位截癱和死亡的威脅，預防斷了齒狀突的第一和第二兩椎再給脊髓造成更大的損傷已成了生死頭等大事，所以，施行腦後外傷的縫合術和打麻藥等舉措與否，在中國當時的醫療條件下，因為不會危及生命，自然就不能置於考慮之列了。

　　這場車禍對我或許是「在劫難逃」。我有一位年長的中醫朋友付大夫。他除了醫道之外，似乎還精通點別的我說不清楚的東西。在我離開北京前往深圳出差的前夜，已經都深夜十二點了，突然有一位李姓姑娘騎車從東四家中趕到我與兩個孩子在朝陽區三裡屯的那間棲身之所。李姑娘是付大夫的親戚，專程來替付大夫給我傳話的。那時，付大夫準備從蘭州調往深圳，正在北京辦事。李姑娘轉告我，付大夫說，我必須取消第二天的深圳之行，絕無任何商量的餘地！但是，面對著半夜奔波而來的李姑娘，我不能只憑著付大夫沒頭沒尾的一句話，就「不理解的也要執行」。電視節目靠團隊運作，各工種缺一不可，況且，飛機票又都在我的手上，雖然我過意不去李姑娘為我深夜奔波，但我也只能告訴她，不行，我明天不能不去深圳。同樣困惑的李姑娘只是說，付大夫讓我說什麼也得找到你，不能讓你去深圳。

　　當我被牽引在華強醫院的病床上的時候，突然想起了臨來深圳前夜的這段插曲。深圳新技術發展公司護理我的朋友們幫我找來了付大夫。他一走進病房就對我說，你為什麼不聽我的話？要不是你現在已經落到了這個地步，我真想「扇你」！但他仍然沒有洩漏「天機」。雖然我明白不能間他緣由，但我確信這場車禍回避不掉，因為事發之前，我的職業道德使我絕對做不到「臨陣脫逃」。

　　這時，護理我的朋友們也說起了在我們出車禍前一天的怪事。大軍前往廣州前，一位在香港的似乎也精通點什麼的朋友突然打來電話，讓他出門時務必戴上一副眼鏡，據說惟有如此才能確保平安。而當他次日行至廣州一座橋頭恰巧發生了一起有驚無險的車禍，他得以安然無恙。

　　或許冥冥之中確實存在著許多我未知的領域？或許人的禍福和命運果真有個定數？或許這不過是個巧合？我敬畏各類神明，因為我不明就裡，始終不敢妄加非議。

　　雖然「頸椎牽引」顧及了保全生命的頭等大事，但隨之而來的則是常人難以忍受的疼痛。齒狀突骨折之後，我已體會過斷骨碰到了神經的劇痛，而被「釘」在病床上的二十五天裡，由於始終得維持平躺著動彈不得的姿勢，又增加了腦後未經任何治療的外傷因壓迫而造成的疼痛。那是一種持續的劇烈疼痛。

　　《紅燈記》中的李玉和對李奶奶說：媽，有您這碗酒墊底，什麼樣的酒我都能對付。而我有了這次疼痛墊底，今生今世不論什麼樣的疼痛大約也都能對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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