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往事(71)_呂大渝

七一

　　《第一屆中國青少年航天飛機科學實驗活動》剛剛通過報章、電臺、電視臺把消息傳播出去，不久，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八日，美國《挑戰者號》再次升空。

　　像往常一樣，NASA電視實況轉播了發射全程。在那四天前，因為《航海二號》航天飛機前往天王星探測時，發現了九個月亮，還得到了許多珍貴的照片。美國人都喜氣洋洋，又興奮地關注著《挑戰者號》的發射。數百名世界各國的記者也齊集現場，進行報道。

　　一位中學女教師是七位太空人中的明星，她還計劃在太空給美國中、小學生上兩堂課。所以，全美國的教師和學生也都等待在電視機前，觀看那次航天飛機的發射。但不幸的是，剛升空不久的《挑戰者號》，竟然在幾乎全美青少年的眾目睽睽之下，爆炸了！那竟成了孩子們「生與死」的第一課。

　　這次爆炸，震驚了世界。

　　按照美國人的民族性，向太空進軍的意志更加堅強。裡根總統當即宣佈，太空研究計劃要踏著犧牲者的足跡繼續前進。在民意調查中，也有百分之七十的民眾希望政府繼續投資太空研究。但是，《中國青少年航天飛機科學實驗活動》方案的徵集卻因此停頓了下來，直至一九八六年三月下旬都沒有收到一份實驗提案。

　　李傑信的國際長途電話打到了《人物述林》組的辦公室，王元洪氣喘吁吁地跑到機房叫我接聽電話。李傑信急切地詢問徵集不到實驗方案的原因。我說，可能大家都以為，《挑戰者號》爆炸了，「零星搭機」活動就沒法子進行了。

　　好事多磨。為了如期在一九八六年暑假舉行實驗方案的地方評審，如果「普遍開花」來不及了，「重點發動」也要強過活動半途而廢啊！

　　李傑信接受了我「舍車馬，保將帥」的建議。他在四月份再次來到中國，與中國宇航學會副秘書長付炳辰和我組成了三人小組，只利用了五天的時間，在北京、西安和上海進行了重點發動。付炳辰負責聯絡地方科協去組織大會，李傑信在會中進行「零星搭機」活動的宣講，我則負責在各地的電視、廣播和報刊上進行報道。

　　對我來說，只有飛機落地之後才能開始新聞單位的聯繫工作，時間相當緊迫，加上我對西安和上海又人地兩疏，為了能按時到達宣講大會現場，我的做法有時等於「綁架」。我往往二話不說，先把記者甚至編輯部主任「押解」到車上才向他們解釋緣由。好在我們做的是有益於孩子們的事，我還是得到了新聞界同行們的理解和支持。

　　那是一次難度很大的宣傳組織工作，但對實驗方案的徵集，確實起到了廣而告知、起死回生的作用。

　　從電視播音員半路改行作了電視編輯。記者，好幾年了，我一直繃緊了弦拼搏著。我可以在大製作中井然有序。指揮若定；我可以不辭勞苦，帶隊拍片；我可以尋求經費，出國採訪；我可以自寫、自編。自導、自演，業務熟練。在後期合成階段，我又可以獨立操作，並樂在其中。對於非得團隊才能完成工作的電視事業，我還能照顧到攝製小組的方方面面，合作關係良好。

　　雖然，人們都說我是「女強人」，而只有我自己知道，在內心深處，我是多麼敏感和脆弱。忙碌過後，我渴望像只小貓似的，跳上主人的膝頭，安睡片刻。但我停不下來。為了兩個孩子，我不能停下來。我身心疲憊，我累極了！

　　沒有事業，人生就沒有意義；但靈魂孤獨，生活也蒼白無力。我已不再年輕，那一份使兩個靈魂碰撞出火花的感情是那樣可遇不可求；但我又不算太老，還不能心如止水，還充滿渴求。

　　李傑信在信中告訴我，「希望」和「等待」是人生中的重要角色。他要我的生命中有希望。有希望就有等待，有等待就有快樂。他還說，他要把我變成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我未來的生活一定是快樂幸福的。

　　天時。地利、人和。兩屆《中國青少年航天飛機科學實驗活動》順利地進行著，而「兩地書」的日子也成了我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日日夜夜，在喧鬧後的寂靜中，在「兩地書」的日子裡，我希望著！我等待著！我期待和憧憬著那心靈寧靜的一天。

　　【二十八　車禍】

　　一九七八年以後，一些內地企、事業單位的知識分子想方設法調往深圳。他們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行者。

　　八十年代初期，我正在專題部《人物述林》組王元洪的麾下幹得起勁。有一天，一位戴眼鏡、有些西安口音的陌生男子突然走進了馬將軍小院。他叫李炳南，是深圳新技術發展公司的副總經理。公司的總經理是趙紫陽的大公子趙大軍。影視音像製作大約是他們業務範圍的一部分。李炳南的來意是動員我加盟他們的公司。

　　他說，他與我大哥原在西安同一單位工作，剛去深圳不久。我想，他一定是從我大哥那裡得到的馬將軍小院的地址。

　　我和中央電視臺一起長大，如果後來我沒有出國，大約也永遠不會捨得離開電視臺；另外，為了兩個孩子的教育，我也不會離開北京，到剛剛從保安縣農村拔地而起的深圳開發區「下海」，使孩子的學業受到影響。那時，兩個孩子都是北京重點學校的學生。

　　雖然我婉言謝絕了李炳南的邀請，但他對深圳前景的信心和憧憬卻深深地感染了我。我承諾，將立足中央電視臺，支持他們的工作。自此，大軍和炳南與《人物述林》專欄的幾位同事有了來往，也與電視連續劇《紅樓夢》最年輕的編劇周嶺成了暢談文學的朋友，還熱情地支持周嶺的文學活動。

　　七十年代末，改革開放伊始，深圳的土路還沒有鋪上瀝青，汽車常常陷進雨後的泥漿而不拔的時候，我正祈望著從播音組調往專題部，還隨專題部記者王元洪的採訪小組，去過廣東和福建，並專程前往深圳對海關做過報道。

　　一九八六年八月下旬，大軍和炳南來到北京，邀請我們前往深圳拍攝一部名叫《霜葉紅於二月花》的專題片。同行的除了我、攝影師胡琤、特約撰稿人周嶺，還有一位叫付小勇的小夥子。

　　七、八年過去了，重遊故地，深圳的面貌已今非昔比，令我感到振奮。雖然天氣炎熱，但我們的攝製小組仍然馬不停蹄地投入了緊張的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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